“你们想干什么？”珠安娜问。
“那是迪阿尔先生吗？”检察官不回答，指着蜷曲得很厉害的尸体问。
“是的，先生。”
“您的衣裙上全是血，夫人。”
“您不明白为什么吗？”珠安娜说。
她走到小桌子前坐下，拿起桌上那本塞万提斯的作品，待在那儿，脸色苍白，竭力控制住自己内心神经质的颤动。
“你们出去，”检察官对宪兵们说。
然后他示意预审推事和医生留下来。
“夫人，在这种情况下，对您丈夫的死，我们只能向您表示祝贺，如果说嗜好曾迷住他的心窍，至少他死得象个军人，法院的诉讼已没有必要了。不过，尽管我们不愿在这种时刻打扰您，但鉴于法律手续的要求，我们不得不验证任何非自然死亡。请允许我们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可以去换件袍子吗？”珠安娜问，一面放下书本。
“可以，夫人；不过您得把身上这件拿回来。医生可能需要……”
“让夫人耳闻目睹我的操作，这对她来说太难受了，”医生说，他明白检察官怀疑什么，“先生们，让她待在隔壁房间里吧。”
检察官和法官赞同了好心医生的建议，菲利西也去侍候女主人。法官和检察官低声谈起话来。司法部门的官员是不幸的，他们不得不怀疑一切，设想一切。他们常常必须假设种种罪恶的意图，还必须解释这些意图，以便找到极其矛盾的行为掩盖下的事实真相，时间一长，这行可敬而又可怕的职业，就不可能不使那些遭到他们怀疑的豪迈感情的源泉在他们身上渐渐枯竭。如果说一生从事搜索人体秘密的外科医生的感觉官能最后会变得迟钝，那么，不得不常常搜索人们灵魂各个角落的法官的良心又会怎么样呢？为他们的使命做奉献的，首先是他们自己，他们一生为自己破灭了的幻想而悲哀，犯罪行为在他们心头的压力并不比在罪犯心头来得轻。
坐在审判席上的老者是令人崇敬的，但是一个年纪轻轻的法官不是令人战栗吗？这位预审推事便是一位年轻人，而他不得不对检察官说：“您认为这个女人会不会是她丈夫的同谋？要不要对她进行预审？您是否主张审问她？”
检察官不在乎地耸了耸肩，作为回答。然后又补充说：
“蒙特菲奥尔和迪阿尔是两个臭名昭着的坏分子。女仆对案情一无所知。我们到此为止吧！”
医生在进行他的工作，察看迪阿尔的尸体，同时对书记官口述验尸笔录。突然他跑进珠安娜的房间。
“夫人……”
珠安娜已脱掉了那件满是血污的袍子，她朝医生走过来。
“是您，”医生俯在西班牙女人的耳边说，“杀了您的丈夫。”
“是的，先生。”
“……根据……上述事实……”医生继续口述道，“可得出以下结论：名叫迪阿尔的人是自愿自杀。”
“您写完了吗？”他停顿了一会儿以后问书记官。
“写完了。”录事说。
医生在笔录上签了名，珠安娜向他投去一瞥，一时间泪水湿润了她的眼睛，她好不容易才控制住眼泪。
“先生们，”她对检察官说，“我是外国人，是西班牙人。我不懂贵国的法律，在波尔多又没认识的人，我要求你们帮个忙，给我办一张回西班牙的护照……”
“等一等，”预审推事急忙说。“夫人，从蒙特菲奥尔侯爵那儿抢来的钱到哪儿去了？”
“迪阿尔先生曾模模糊糊跟我说起过一堆石头，”她回答说，“钱可能藏在石头下面。”
“那堆石头在哪里？”
“在街上。”
法官和检察官面面相觑。珠安娜不由自主地做了个正气凛然的动作，并且把医生喊了过去。
“先生，”她在他耳边说，“难道我被怀疑有什么可耻的意图吗？我！那堆石头大概在我家花园的尽头。请你们自己去找吧。仔细看，仔细搜，把钱找出来。”
医生带上预审推事出去了，并且找到了蒙特菲奥尔的皮夹。
第三天，珠安娜卖掉她的金十字架作旅费。她和两个孩子将乘驿车到西班牙边境。在前往驿站的路上，她听见有人唤她；原来是她的母亲，已经奄奄一息，躺在担架上，正被抬往医院，她从担架帘子的缝隙里瞥见了女儿。珠安娜让人把担架抬进一扇通马车的大门内。母女就在那里见了最后一面。虽然两人交谈时声音很低，朱安仍然听见了下面这句诀别的话：
“安息吧，我的母亲，我已经替所有的玛拉娜受过苦了。”
一八三二年十一月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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