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六晚上，库特居斯、博内博、高丹、通萨尔、他女儿、妻子、沃杜瓦耶，还有几个短工聚在小酒馆里吃晚饭。
这天月色朦胧，正赶上霜冻，土地干干的；初雪已经化完，所以人在野地里走不会留下脚印，在严重案件中凭脚印往往能找到罪犯的踪迹。他们吃着用套索活捉来的野兔肉筵席，纵酒欢笑。这是高丹媳妇举行婚礼的第二天，应该把她送回家。
她家离库特居斯家不远。里谷把一阿尔邦地卖出去，是因为这块地孤零零地在树林附近。库特居斯和沃杜瓦耶拿着枪送新娘子回家，全村人都已入梦乡。一点灯光也看不见，只有这婚礼筵席上的人醒着，热闹非凡。这时，博内博太太进来了，人人都望着她。
她趴在通萨尔和他儿子的耳朵边说，“那女人看样子要生了。男的在备马，要到苏朗日去找古尔东先生。”
“请坐，妈妈，”通萨尔对她说，他把位子让给她，自己躺到一条板凳上。
这当儿，只听得一阵马蹄声，飞快地跑过大路。通萨尔、库特居斯和沃杜瓦耶立刻跑出去，看见米旭经过村子。
“他真精，”库特居斯说，“他沿着台阶跑，走布朗吉的那条路，那是最保险的……”
“是的，可是他要把古尔东先生带回来。”
“他大概找不到他，”库特居斯说，“古尔东刚到库什去了，给邮局的局长太太看病，她这会儿可能在生孩子。”
“这样，他就要从大路走，从苏朗日到库什，这是最近的路。”
“保险如此，”沃杜瓦耶说，“他特别爱他的妻子，一定会这么走的。”
“这对我们也是最保险的，”库特居斯说，“月色很好，大路上不象林子里，没有看守，声音从老远就能听见，在路边跟树林接头那点儿，篱笆后头有一个小亭子，在那儿可以从背后五步远的地方向一个人开枪，就象打一只野兔一样……”
“他经过那儿的时候大概是十一点半，”通萨尔说，“他到苏朗日去要半个钟头，回来也要这么长时间。可是，孩子们，要是古尔东先生在路上……”
“你不用担心，”库特居斯说，“我会在布朗吉右边的路上，离你十分钟的距离，盯着苏朗日，沃杜瓦耶也距离你十分钟远，盯着库什，如果有人过来，或是一辆邮车，或是宪兵，反正不管是什么，我们就向地下开一枪，是闷声枪。”
“要是我没打着他呢……”
“他说得有道理，”库特居斯说，“我的枪法比你好，沃杜瓦耶，我跟你一块儿去，博内博代替我的位子。他可以叫一声，这样更容易听见，而且不容易引起怀疑。”
三个人又回进去，宴会继续进行；只不过到十一点钟，沃杜瓦耶、库特居斯、通萨尔和博内博拿着枪出去了，女人们一个都没有注意。他们三刻钟以后又回来，继续喝酒，一直到凌晨一点。通萨尔的两个女儿、她们的母亲和博内博妈妈拼命给那几个磨坊工人、短工和两个农民还有通萨尔媳妇的父亲灌酒，他们喝得烂醉如泥，当那四个同伴出去时，正躺在酒馆的地上打呼噜；等那几个人回来，人们把他们摇醒，他们看见的是人人都好好坐在自己位子上。
正当这里酒酣耳热的时候，米旭家里陷于惊恐不安之中。
奥林帕刚才的阵痛是假性的，等她的注意力一转到所担心的危险上面，阵痛就过去了。她的仆人说那危险是她自己想象出来的。她原来在自己房间里的壁炉旁，竖着耳朵听一切动静；随着时间一刻钟一刻钟地过去，她的恐惧越来越增长，于是她把女仆叫醒。这可怜的女人惶恐不安地走来走去，不顾寒冷。不断到窗口去望；她走下楼去，侧耳倾听。
“我不知怎么的，”她向女仆和听差说，“就是觉得我丈夫遭难了。”
大约在十二点一刻光景，她叫道：
“他来了，我听见他的马的声音了！”
她下楼去，听差跟着她，履行开大门的职责。
“真奇怪，”她说，“他怎么从库什的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