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杜阿耶答道:“先生,政府就是政府,永远别在这里攻击它。”

神甫说:“您说话简直象是《宪政报》的口气。”

“《宪政报》光会说这个,不说别的。”包杜阿耶补充说,其实他从来不看《宪政报》。

老出纳员常说他坚信他的女婿比拉布丹高明,正如他相信上帝比圣克雷潘①高明一样。但是这个老好人是以天真的心情想望着这一晋升的。他为所有公务员都怀有的追求升级的感情所激荡,那是一种猛烈的、按捺不住的、粗犷的情欲,他想要成功,就象他想要荣誉勋位勋章一样,全凭自己的功劳,不必做任何违背良心的事。他认为,一个人有耐心在一间办公室里的铁栏杆后面坐了二十五年,就应该算是为祖国而牺牲了,完全够资格佩带荣誉军团勋章。为了助他女婿一臂之力,他也没有什么新发明,只不过是在给大臣夫人送去月薪时相机进一言而已。

①圣克雷潘,法国鞋匠的主保圣人。

他夫人等他再回房间时向他叫道:“喂,萨亚!看你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是全家都死光了还是怎么着?有什么心事给我们大伙儿讲讲吧!”

萨亚向他女儿使了个眼色之后,就掉转脚跟走开了,为的是不在外人面前谈政治。等米特拉尔和神甫走了之后,萨亚搬开桌子,坐进一张安乐椅,摆好姿势,这是专门为复述办公室里的闲话的姿势。这个动作和法兰西大剧院那三下子开场锣差不多。他先向他的妻子、女儿和女婿交代好要绝对保密,说是因为这听来的闲话不论有多少根据,他们的位子还全得靠谨慎从事。然后他向他们讲述了那一连串难解的谜:一位议员的辞职,秘书长理所当然地希望补他的缺,大臣暗中反对他的最坚定的支持者和热诚的仆役的意愿,还有年龄和财产税的问题,等等。这一下,爆发了一连串的猜测,淹没在两位公务员的论理之中,他们互相发表冗长而愚蠢的演说。伊丽莎白则问了三个问题:

“如果德·吕卜克斯先生站在我们这一边,包杜阿耶先生是不是一定会得到任命?”

“那当然啦!”出纳员叫道。

“一八一四年时我叔祖比多和他的朋友高布赛克曾经得过他的好处。”她心想,“他还欠债吗?”

“欠!”出纳员故意用鼻音把最后一个音拖长以示强调,“曾有人反对他照领薪金,后来上边下命令照发。”

“那么德·吕卜克斯的地产在哪里?”

“咳,真的!就在你祖父、你叔祖比多和法莱克斯的家乡,离正要下台的那位议员的市区不远。”

等她那庞然大物的丈夫躺下后,伊丽莎白俯下身子向他(尽管他称她那几个问题是“瞎胡闹”)说:

“我的朋友,也许你会得到拉比亚迪埃的位子。”

“你又在胡思乱想了!”包杜阿耶说,“让戈德隆去向王太妃讲话吧,你别参与公事!”

十一点钟的时候,王家广场已一切归于寂静。德·吕卜克斯先生离开歌剧院到迪福街去了。那个星期三是拉布丹夫人家里最光辉灿烂的一天。有几位常客从戏院回来,扩大了聚在沙龙里的客人的圈子。其中有几位名人:诗人卡那利、画家施奈尔、毕安训医生、吕西安·德·吕邦泼雷、奥克塔夫·德·冈、格朗维尔伯爵、封丹纳子爵、杂剧作家杜·勃吕埃、新闻记者安多希·斐诺、宫里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但维尔、议员夏特莱伯爵、银行家杜·蒂耶,还有一些翩翩少年如保尔·德·玛奈维尔和年轻的波唐杜埃子爵。秘书长进门时赛莱斯蒂娜正在布茶。她那晚的装束同她特别相宜:穿一件不加缘饰的黑丝绒长裙,披一条黑纱披肩,梳得光光的头发向上挽一个圆发髻,两边垂下几缕英国式的鬈发。这个女人与众不同之处,是她那种意大利式倜傥不羁的艺术家风度,善解人意,而对朋友们的种种愿望体贴入微。她那天赋的苗条身材在答话时轻盈转动;东方式的黑眼睛,能象中国女人一样斜眼瞧人;她善于运用自己那婉转、温柔的声音,使她即使是漫不经心地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散发着令人心醉的魅力;她那双脚只有画上才见得到,因为画家可以随心所欲地给他的模特儿穿鞋,只有在脚上可以弄虚作假,而不至于违背解剖学。她的皮肤白天略微发黄,而在灯光下则光艳照人,衬托出她的黑头发和黑眼睛闪闪发光。总之她修长适度的体态使艺术家们想起中世纪的维纳斯的雕像——就是为狄安娜·德·普瓦蒂埃公爵夫人塑像的著名雕塑家冉·古戎①所发现的那一个。

①冉·古戎(1510—1568?),十六世纪法国著名雕刻家,曾参加布置卢浮宫。

德·吕卜克斯在门口停下来,肩膀靠在门框上。这个专事侦察人们思想的密探,现在要享受一下侦察到自己的一种感情的乐趣——他发现自己对这个女人的喜爱,超过对任何一个他曾经热恋过的女人。德·吕卜克斯已经到了男人对女人作非分之想的年龄。最初的白发带来了最后的情欲,那是最炽烈的情欲,因为它横跨于少壮即逝和老衰将至之间。四十岁是荒唐的年龄。到这时候,男人要求人家为了他而爱他,因为到这个年龄,爱情不能靠自己本身来维持,不象青春年少时期,可以象薛侣班①那样随便怎样去爱都能感到幸福。人到四十岁的时候,由于害怕什么都得不到,就什么都想要;而在二十五岁的时候则什么都有,因此不知道该要什么。二十五岁的时候,精力充沛,不惜到处浪费;而到四十岁的时候,则把纵欲当作力量的表现。此时此刻,德·吕卜克斯的心情肯定是抑郁的。他神经松弛,经常象面具一样保持着的动人微笑消失了,露出本来面目,难看得很,拉布丹看见了,想道:

“他怎么了?是遭到贬黜了吗?”

①薛侣班,博马舍所着戏剧《费加罗的婚姻》中的人物,是为爱情所唤醒的青春少年的典型。

秘书长只记得不久以前那美丽的柯尔维尔夫人断然弃他而去。而赛莱斯蒂娜的意图恰好同她一样。拉布丹发现这个伪君子眼睛盯着他的妻子,他把这个眼神深深地刻在记忆之中,以拉布丹敏锐的观察力决不会看不透德·吕卜克斯的为人。他极端鄙视他,但是正象许多忙人一样,这种感情不会浮到表面上来。迷在一项自己所热爱的工作之中,可以抵得上最狡猾的掩饰,所以拉布丹心里的意见对德·吕卜克斯来说就象密封的信一样。处长看到家里来了这样一位新贵极不高兴,但他不愿扫赛莱斯蒂娜的兴。这时他正和一个见习员在密谈(此人在围绕着拉比亚迪埃必然的死亡而进行的阴谋中,有他的作用),因此心不在焉地望着赛莱斯蒂娜和德·吕卜克斯。

在这里,也许应该解释一下巴黎的见习员是怎么回事,这对外国人和对我们的子侄辈都是需要的。

政府机关里的见习员就象教堂唱诗班的孩子、连队里的子弟兵、戏院舞蹈班的学员,是一种天真烂漫,带有盲目幻想的人。要是没有幻想,我们将何去何从呢?幻想给我们以力量去咀嚼那空虚贫乏的艺术,使我们凭着信仰去吞噬一切科学的最初成果。幻想是一种不着边际的信念。而见习员对政府机关还真有信念!它本来是冷酷、残暴、僵硬的东西,他却不这样看。只有两种见习员:富的和穷的。穷的见习员富于希望,并且需要一个职位;富的见习员则穷于才智,什么都不需要。一个富有的家庭决不会天真到把有才能的子弟放到政府机关中去。富的见习员总是委托给二位高级职员,或放在主任身边受栽培,那深刻的哲学家比尔波盖把这种栽培称为政府机关中的高级喜剧,其内容就是为他减免见习期的种种讨厌的事,直到他获得一个职务。富的见习员从来不会使各办公室感到可怕,公务员们知道他威胁不着他们,因为他只着眼于政府机关中的高级职位。那个时期,很多家庭已在开始发愁:“我们的孩子将来怎么办?”在军队中发迹的机会已经不多。各种专业、市政建设、航海、开矿、军事、教授等职务,不是制度太严,就是竞争太烈,而只有各种警察总局、分局、税务局等等的局长倒是象走马灯一样,不断轮换,不受任何法则的约束,也没有任何见习期的。从这一缺口中涌进了大批坐着马车,服饰华丽、留着小胡子的见习员。

他们都象一切新贵那样举止傲慢。这些人大多是某大臣、某议员的表亲、外甥之类沾亲带故的人。新闻界对他们相当不客气,但是,机关的公务员们和他们是同谋,总是设法保护他们。那些穷见习员,也是唯一真正的见习员,大多是死去的公务员的遗孤,寡母靠微薄的养老金茹苦含辛把儿子养大,直到能参加远征军。最后死去时,把他留在和他所能想望的最高职务——文书,科员,或是什么小头头——相接近的地方。他们总是住在房租便宜的市区,一大早就出发。对他们说来,唯一的“东方”问题,就是天色如何。他们必须步行,得小心翼翼保持衣服整洁,还要把万一遇到一场骤雨而需要躲避一下的时间计算在内。为此要操多少心啊!人行道、铺石板的大道和沿河的大街都是他们的恩人。如果由于某种奇特的原因,您竟然在一个冬天的早晨七点半或八点钟走在巴黎街头,在刺骨的严寒、冬雨、或任何一种坏天气中看见一个怯生生的、脸色苍白的年轻人,手里没有烟卷,那么请注意他的衣袋吧!……您会看见一条长面包的轮廓,那是他母亲给他准备的,好让他度过早饭和晚饭之间的九个钟头而肠胃不受损害。不过见习员们的赤子之心也很少能持久。一个从五光十色的巴黎生活中得到启发的青年,很快就会发现一个副处长和他本人之间令人生畏的距离。这一距离是任何数学家,不论是阿基米德、牛顿、帕斯卡尔、莱布尼茨、开普勒,或是拉普拉斯,都不能估算出来的,这是0与1之间的距离,是不稳定的恩赐和固定薪金之间的距离!一个见习员很快就发现靠这个职业爬上去是不可能的。他听到公务员们向他解释所谓的破格恩赐是怎么回事,他发现办公室里的钩心斗角,他看到他的上级是通过什么样的不正常的途径爬上去的:一个是娶了一个失足少女,另一个娶的是一位大臣的私生女。后者担着极其严重的责任,前者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却有被那强制劳务搞坏身体的危险。此人有着非凡的毅力,一般人很难做出象他那样的奇迹!办公室里互相都知道底细。有一个无能之徒,却有一位有头脑的妻子在幕后指挥,终于当上了议员;如果说,他没有坐办公室的才能,他却能在议会中玩弄手段。某人的妻子有一位密友是政界要人。某人是一个强有力的新闻记者的后台。这样一来,不少见习员就因对这种事反感而辞职不干了。四分之三的见习员都在被正式录用之前就离开了机关。剩下的只有特别顽强的年轻人,或是一些傻瓜,他们寻思:“我已在这里呆了三年,总会得到一个职位的。”还有就是自己感到受神的召唤的人。显然,政府机关里的见习制度,就象教会里的见习修道士制度一样,是一种考验。这种考验是很严峻的。国家通过这发现人才——他们是饥渴、贫困压不垮,对繁杂的工作不生厌,而且还具备一定的素质,能抗得住那可怕的生活,或者说是机关病。从这个角度说,见习制度远不是政府得到无偿劳务的一种不光彩的投机买卖,而是一种慈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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