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亚先生娶了一个在巴黎中央菜市场柱子下面的家具商的女儿。由于买卖很小，开头萨亚夫妇经常手头拮据。在结婚三十三年，并在部里工作了二十九年之后，萨亚的财产总共包括：委托给法莱克斯的六万法郎、一八〇四年花了四万法郎买下的这所坐落在王家广场的住宅和给他女儿的三万六千法郎嫁妆。在这笔财产中，萨亚的寡母比多夫人留下的遗产约值五万法郎。萨亚的薪俸一直都是四千五百法郎，因为他的职位实在是政府部门中的死胡同，多少年来无人问津。这九万法郎是多年省吃俭用，精打细算，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攒起来的。事实上，萨亚夫妇只知道一种投资的办法，就是手头凑足了五千法郎，就拿到他们的公证人——先是索比埃，后是卡陶先生——那里，碰到第一个借户，就以百分之五的利息作为有抵押的贷款放给他，言明借款人结婚之时，他的妻子有代偿债务的义务。萨亚夫人于一八〇四年得到一纸印花公文，其中的详细条文使他们家富裕到可以雇得起一个女仆。这时，从那所已经值十万法郎的住宅，每年可以进款八千法郎。法莱克斯拿去的那六万法郎，除了平分利润外，每年交百分之七的利息。这个好好先生已经心满意足，剩下唯一的雄心壮志就是在退休时得到十字勋章了。
伊丽莎白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一个艰难持家，而思想简单的家庭里不断地操劳中度过的。为了给萨亚买一顶帽子，要争论不休；一件衣服穿几年，要计算好半天；雨伞是用铜钉高高挂起的。自一八〇四年以来，房子还没有修理过。
萨亚夫妇的底层还保持原来的房东留下的样子：壁镜上的镀金已经剥落，门框上面的画年久尘封，已难辨认。这间宽敞而漂亮的房间有着雕花大理石的壁炉，和堪与凡尔赛宫媲美的天花板。里面存放着从寡母比多夫人家里找到的家具：一把裱着绒绣椅面的散了架的核桃木安乐椅，红木五斗橱，大理石镶铜的小圆桌，一张高级的布勒式书桌，其价值还没有为时尚所承认，另外还有一些那个中央菜市场的家具商当年弄到的便宜货大杂烩：看上了镜框漂亮而买下的油画，不成套的餐具——一个点心盘子是出色的日本瓷器，其余的瓷盘却都是产自各个地方，拆散的银器，旧玻璃器皿，漂亮的织锦床单，还有一张用波斯绸和羽毛装饰起来的，象坟墓一样的床。
在这一堆古董之中，萨亚夫人经常坐在一张现代桃花心木的沙发椅中，双脚放在每一个洞都点燃的脚炉上，傍着堆满了灰而没有火的壁炉，壁炉架上有一座挂钟，古老的铜器，还有刻花的烛台，但是上面没有蜡烛，因为她点的是一枝插在铜烛套上的凹凸不平的长蜡烛。萨亚夫人的脸上虽然布满了皱纹，还是刻画着她的固执、严厉、思想狭隘、为人方正、严峻的宗教信仰，天真的吝啬，还有由于心地坦荡而安然的神色。在某些弗朗德勒的绘画中，你可以看到这种为造物制作出来，而又再现于画家笔下的女人。但是画中人都穿着漂亮的天鹅绒或其他高贵质料的关袍，而萨亚夫人却没有长袍，只有短裙，是一种在后面和两边打褶的裙子。上身紧裹在短衫里，完全是另一个时代的式样！她还保留着蝴蝶式的软帽和高跟鞋。她虽然已经五十七岁，操劳家务之余也大可休息一下了，但她还是给丈夫，自己和一个叔叔织袜子，就象农村的妇女一样，手里总是织着毛线。说话、逛花园、到厨房去看看，都不放下手里的毛活。
萨亚一家的吝啬，开始是出于穷而不得已，后来就成为积习难改。老出纳员一下班回家，就换上旧衣服，亲自修整那美丽的花园。花园同院子隔一道栏杆，是专门留给他自己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伊丽莎白早晨同她母亲一道上市场，母女两人把整个家务都包下来。母亲会做出色的萝卜烧鸭，而在萨亚老爹看来，没有人比伊丽莎白更善于用葱头调制吃剩的羊腿了：“简直是连手指甲都吃掉了还不知道。”伊丽莎白一学会拿针，她母亲就让她补家里的单子和爸爸的衣服。她象奴仆一样一刻不得闲，从来没有一个人出去玩过。尽管他们住的离神庙街只有几步路，那里有弗朗柯尼游乐场，快活剧院，昂必居喜剧院，再过去就是圣马丁门，但是伊丽莎白从来没有看过喜剧。当她忽发奇想，要去看看那是‘怎么一回事’时，不用说，是取得了戈德隆先生的同意的，包杜阿耶先生就慨然带她去，说是要亲自指给她看最美的场景。他们到了歌剧院，那里正上演《中国劳工》。伊丽莎白觉得这喜剧象苍蝇一样讨厌，从此再也不想去了。星期日，她母亲要求她严格地恪守宗教法规和礼仪，从王家广场到圣保罗教堂走了四趟之后，父母就带她去土耳其咖啡馆，坐在墙和栏杆之间的椅子上。萨亚一家每次都赶着第一个到那里，以便占一个好地方，观察熙来攘往的行人解闷儿。
在那个时候，土耳其花园是沼泽区、圣安东区以及附近地区的摩登男女聚会的地方。伊丽莎白除了夏天印度绸裙，冬天羊毛衫之外，没有穿过别的，而且这衣服还都是自己缝制的。她母亲每月只给她二十法郎的置装费；不过她父亲实在太爱她了，有时送她一些礼物来缓解一下。她家的顾问，圣保罗教堂的戈德隆神甫称之为亵渎神灵的书，她一本也没看过。这种教育方式产生了自己的效果。伊丽莎白的感情总要找个地方发泄，于是就变得贪得无厌。尽管她既通情达理，又不乏见地，但是宗教和无知象一个铜环一样把这些优点箍得紧紧的，使它们只在生活中最庸俗的事物上起作用；而且适用的范围又如此之狭窄，全都用在眼前的事务上了。她的天性为虔诚所压制，只能在宗教良心所许可的范围内有所发挥。在这个限度内，她还可以施展各种小计，为谋私利而钻空子。她同那些野心并没有为宗教所扼杀的圣人有类似之处：有本事从亲人手里把可诅咒的股票要过来，以便坐收其利。在这种时候，她也和那些圣人一样，在履行义务上无懈可击，而手段极为毒辣。谁要是得罪了她，她就会象猫一样耐着性子冷眼观察她的对手，伺机进行冷酷的、彻底的报复，而受的人只能怪老天爷。直到伊丽莎白结婚之前，萨亚一家人唯一交往的人就是戈德隆神甫。他是奥弗涅省的传教士，在天主教重新得势的时候，①被任命为圣保罗教会的副本堂神甫。除了这位已故比多夫人的朋友之外，还有萨亚夫人的叔叔——自从共和十一年就已退休的老纸商，那时他六十九岁，只在星期日来看他们，因为那天不营业。
①法国大革命之后曾一度否定天主教为国教。一八〇一年拿破仑与罗马教皇达成和解协议，恢复天主教为国教。
这个小老头脸色发青，整个脸几乎全让一个酒糟鼻给占了，还凿上两只鹰一般的眼睛。一头灰发在三角帽下面披散着，套裤的腰大得不成比例，盖过了搭扣，脚上穿着他管她叫小萨亚的侄孙女给他织的棉纱袜子和带银扣子的鞋，还穿一件似绿非绿的长外套。他非常象乡村教堂里一身兼看仓库——做杂役——打钟——看门——掘坟——唱诗的那种人。在没有看见他履行职务之前，一眼看上去总以为是漫画家想象中的人物。目前，他还是步行来吃晚饭，然后再步行回到格勒内塔街去，他住在那里一幢房子的三层楼上。他的职业是圣马丁区的贴现商。由于他走路时抬起腿来连哆嗦带抽筋，他那区里的人都叫他羊腿子。①他真名是比多先生，从共和二年起就和高布赛克的朋友，一位名叫韦布律斯特先生的荷兰人一同开始搞这贴现的行业。
①羊腿子（Gigonnet），是当时法国木偶戏中的人物。
以后，在圣保罗教堂所属产业的圈子里，萨亚又结识了大陶器商人特朗松先生和夫人，他们住在莱迪吉耶尔街，并且对伊丽莎白表示关心。为了成就伊丽莎白的婚事，他们把年轻的依希多尔·包杜阿耶带到萨亚家里。包杜阿耶夫妇和萨亚夫妇的关系在羊腿子的赞助之下日益密切。而羊腿子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雇佣了老包杜阿耶夫人的弟弟，执达吏米特拉尔先生。那时米特拉尔已想退休，住到亚当岛上一所精致的小屋里去。依希多尔的父母老包杜阿耶夫妇是桑西埃街上老实巴交的硝皮工人。从这平凡的行业中，也慢慢积起了一小笔钱。他们给了独生子五千法郎，为他完婚之后，就想住到乡下去。他们选中了亚当岛，把米特拉尔也吸引了去；但是他们还常到巴黎来，在已经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依希多尔的纳税人街那所房子里，保留了一间小过厅。包杜阿耶夫妇在给了儿子“陪嫁”之后，还有一千埃居的年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