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我略而不谈关于无意中发现本书的巧遇，那就最难以得到宽恕了，虽然要谈的可能只是一些个人的往事。
五十年前的某一天，我从街头旧书贩开设的“四便士书亭”里找到一本“黄皮书”，出版日期是1860年，书名是：
《加里波迪自传》
这个书名印在三色旗上，跃入了我的眼帘。有关加里波迪的故事，我听说过许多，可是他的自传倒是头一回看到。我拿起书，在肖像下面，又看到另一行字：
亚历山大·仲马编
大仲马！小说《三个火枪手》的作者！我感到惊讶，他怎么会编这本书呢？我把书打开来看，只见书的原主人在许多段落下面，划了粗重的记号。显然，这些段落曾给他以深刻的印象。但这是一种什么印象呢？我摸摸口袋，幸好里面有四个便士。我付钱买下这本书，匆忙赶回家。一到家，就贪婪地看了起来。我怎么也忘不了那几小时是多么兴奋激动，书上的铅笔记号使我多么的喜爱这本书的原主人，他作了记号的段落，也正是使我时而泪水盈眶，时而笑逐颜开的地方。
呵，加里波迪！我得承认，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曾坐在长辈的膝前听他们讲过这位传奇式的英雄的故事。我的长辈曾在伦敦街头亲眼看见人们向他欢呼，比向国王或王后欢呼还要热烈。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时他们告诉我，加里波迪是西西里和意大利被压迫者的战士。至于他在南美的英雄业绩（这是后来我读这本“黄皮书”时使我最受感动的），人们却不置一词，他的夫人阿妮塔的名字也没有人提到。一天，有一位有点身份的老人走近屋子，人家指着他对我说，他曾锁在意大利的地牢里，是加里波迪把他搭救出来的，加里波迪还拥抱过他。见到这位老人，使我豁然悟透了事情的真谛。后来，我认识一个不喜欢加里波迪的人。他为什么会不喜欢呢？他告诉我，他在学校读书时，曾被强迫穿过“加里波迪式”的制服，这是一种他所厌恶的外衣。
许多年过去了。从围绕1872年加里波迪本人出版的《回忆录》展开讨论的各种各样的文章中，我得出一个看法，即这本由大仲马编的加里波迪自传，纵然不是膺品，也有点“虚构”成分在内。我曾对自己提过这样的问题：这本书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下编辑的呢？可是这个问题当时没有得到答案。
后来，有一天，一位青年妇女拿着一本有待售出的书来找我。她说：“我在我们书店里的许多书中找到这一本。我知道您喜欢大仲马的着作，就给您留在一边。您愿不愿意买？”我从她手中接过书，发现这是一本《加里波迪回忆录》（1860－1861）——瑙姆堡出版的，共有五卷（由G·佩茨书店出版）。我心中纳闷，为什么在瑙姆堡而不在巴黎出版呢？我翻到该书后面的部分，看出它包括大仲马续写的加里波迪的生活与惊险的经历，时间一直写到1860年11月，而在那本“黄皮书”里，却只写到1849年罗马被围为止。那个青年妇女注意到了我的激动，便说“：我真高兴。”并补充说，把书卖给真正识货的人使她感到如此愉快，她希望我出个书价。
为什么所有我偶尔遇到的人，只要和大仲马有关，都使我感到愉快，这是怎么回事呢？人们差不多都会认为，正是大仲马的名字使人产生友好和宽厚的感情。
你会很快看到，这部瑙姆堡出版的书的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发现”。
后来，我碰到了一次更加出乎意外的奇遇，我得到了大仲马一个篇幅很长的原稿——全部是他自己的手稿。这个原稿，至少在“大仲马手稿”中已很珍贵，其中也有我翻译并出版的一本名叫《爱玛船上》的书的手稿在内。
《爱玛船上》的读者都已知道，大仲马去热那亚是为了获得加里波迪留在那里的笔记，以便由他代写回忆录的“结尾”。不无特色的是，大仲马一写完“结尾”这两个字，便补充说：“我也许应该说，这是第一部的结尾，因为就我笔下的英雄成长之快来说，他的功绩可望提供的材料足可写多卷集的长篇巨着。”确实如此，爱玛号于1860年5月18日到达热那亚时，加里波迪在大仲马完全不得而知的情况下，正率领自己的“千人团”向巴勒莫挺进。几天以后，他以辉煌的战斗攻克了这座城市。
奇怪的是，G．M．杜维廉先生居然对瑙姆堡的版本的存在毫无所知，也没有一个写大仲马传记的作者知道，大仲马编的《加里波迪回忆录》（1860年版）由于增补了第二部而成了第一部！诚然，有几位先生曾说到过，1860年和1861年冬季，大仲马在那不勒斯从事于这部书的编写工作。然而，在大仲马的全集里却没有《加里波迪回忆录》的第二部。事实上，在所有法国出版的大仲马的着作中也没有发现它，所有的人似乎都认为没有出版过第二部。这是怎么回事呢？所有的人当中，唯独大仲马可能把远征西西里这样的“丰功伟业”放过而不加记载吗？难道他在7月到达那不勒斯后，没发现有五家报纸在转载他所编的《回忆录》吗？我必须说明，当时他曾在巴黎的《世纪报》上首次发表《回忆录》，而上述几家报馆则悄悄地从《世纪报》上把《回忆录》加以剽窃，虽然这五家报馆每一家都大言不惭地宣称，只有它独家刊载的是“经原作者认可的可信的译本。”
不对！大仲马是不肯轻易放弃写作题材的作家。他拿起笔写了《回忆录》的第二部。但是，当他的稿件寄到巴黎时，他的出版商出于畏惧拿破仑三世，畏惧这个皇帝对一切不合其口味的事情都会加以罕见的罪名，便拒绝出版。事实上，当我们读到本书的第二部分某些章节时，我们就感到难以责备那些可怜的出版商了，因为他们如果把书出版了，肯定无疑地会被关进监狱，并为偿付罚金而倾家荡产。我不怀疑，瑙姆堡和布鲁塞尔（那儿出现了另一个版本）的出版商是从大仲马本人在那不勒斯出版的《独立》杂志得到第二部分书稿的，但因旧藏的《独立》杂志已无处查考，这一点只是我的猜测而已。
当我读到出自大仲马这样的大手笔所撰写的第二部中远征西西里和进占那不勒斯等历史时，我脑子里有时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正如某些评论家所说，那曾使我年青时读来如此激动的描写南美历险的《回忆录》的第一部分，难道真是“虚构”，真是靠不住的吗？为什么会这样呢？大仲马在他的手稿（《爱玛船上》）已作了充分说明，编这部回忆录是经加里波迪本人同意的，因为，我们的英雄曾托人把自己亲笔写的战时日记交给大仲马，而且在热那亚也留下了他的一些笔记，使大仲马得以在那里继续编写。
然而，我又想到，由于大仲马正在那里天天盼望得到加里波迪的信（每次来信总是说“：你在哪里听到我的枪声，便在哪里集结待命。”）而大仲马又如此崇敬加里波迪并准备为他及其事业冒生命的危险。事实上，在后来他也真的冒了生命危险，因此从表面上看来，尽管大仲马是写小说的文豪，要他任意篡改这样一个人的日记和笔记是很不可能的。我开始觉得，这些评论家是惑于大仲马作为“小说作家”的声誉的。但是，我承认我不明白，这是明摆着的事情，为什么加里波迪本人于1872年出版的《回忆录》，竟然没有大仲马编的那些令人爱不释手的插曲和惊险事迹。
这个事实正是评论家们所关心的
最后，我做了一件从前早就该做的事——仔细阅读杜维廉先生写的关于加里波迪的无与伦比的着作，从深藏在“加里波迪保卫罗马共和国”这本书的参考书目中，我得到了解释。那就是：当加里波迪写日记时，他是想自己出版，他删去了日记的一部分，一半是因为谦虚，一半是因为他的宗教信仰以及观点有了变化（由于备尝生活的艰辛，他即或不是有些痛苦，也已变得多少有点幻灭）。这样，当评论家们见到这本回忆录，发现内容与大仲马的译本出入很大时，就急忙得出结论说，大仲马编造了为他的书所有，而为另一些书所无的章节。但是，有人会问我，难道是批评家们不对吗？回答是“：是的，是他们不对！”幸好加里波迪对自己的亲笔日记在出版前曾加以校订，同时在校订之前，也并非将亲笔日记只托付给大仲马一个人。他还特别把稿子托付过一个美国人德怀特，就是在德怀特的译本中（现在已很难找到了），正如在另一本同样难找的梅伦纳的译本一样，人们可以找到批评家指责大仲马所“编造出来”的那些故事。意大利杰出的历史学家卢齐奥先生在1907年9月15日《晚邮报》发表的一篇内容详尽的文章中，说明了事情的原委，从而证实了大仲马是无可非难的。
后来，与我素未谋面的文字之交——新西兰的F．W．里德先生把大仲马的手稿寄给了我（这部手稿按当时习俗第一个字母写的是艳色的花体）。在这些手稿中，大仲年马谈到他早在1850年就写了加里波迪和蒙得维的亚的事迹；谈到以后他又如何在1860年1月与加里波迪亲自结识，致使后者日后把自己的亲笔日记和笔记付托给他。正是大仲马这份手稿使一件件过去扑朔迷离或有疑点的事情都得以彻底澄清。此后，里德先生又寄来了大仲马写的弥足珍贵的通信手稿（这些通信大仲马曾在自己办的那不勒斯杂志上发表过），这些通信已译载于本书的附录之中。
现在，该轮到我提起笔了（可这支笔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译者的秃笔），我以自己最大的热忱翻译这本书，因为在我重新阅读“黄皮书”的时候，发现大仲马这本书的原译者（已故的威廉·罗伯逊）是在晚年，而且是在出版商限期交稿的巨大压力下从事翻译的。这些出版商想在最短时间内使这本热门书得以问世。因此，罗伯逊的译本（现已极难找到），不能视为成功之作。
凡事半途而废总不见佳，我把那极端重要的手稿（这里首先指的是我所译的大仲马其他的手稿）连同从布鲁塞尔版本中选来的，迄今从未译过的分别由乔治·桑和维克多·雨果写的两篇东西都收集在这里。
亚历山大·仲马、乔治·桑和维克多·雨果都是举世闻名的人物，因而对本书所收入的他们的文章毋需我来一一赞美。然而，对这几篇文章必须作一点说明。
大仲马的四篇随笔，第一篇在他的手稿中的标题是：“我是怎样认识加里波迪的？”这本来应该用来作为他所编的《回忆录》的序言的，他没有这样做，便使得批评家们以为他个人与加里波迪并不相识。其实，这些批评家们，不仅完全不知道大仲马早在1850年便写过关于加里波迪和蒙得维的亚的文章，也根本不知道远征西西里之前，从1860年1月起他们之间就有交往。由于大仲马写作时倾注了满腔热情，那些随笔写得如此别具一格，引人入胜，这是理所当然的。至于译载于附录中的他的手稿，更使大仲马的崇拜者对他有一种新的认识。在这些文献里，他就是一名自诩的他的朋友（一个难于接受建议的人）的顾问。大仲马的规劝的可贵，只有那些真正懂得什么是动乱时代，而且在动乱时代接受过他的劝告的人才能理解。然而即使是他们，不仅对大仲马提出自己意见时是那么谦虚，并且对这么一个人竟然会那么普遍地当作一个轻率的冒险家，都是感到很为惊奇的。
我不知道乔治·桑是在什么样的具体环境下写她的文章的，人们可以认为，那个名为“意大利之友”的团体曾要求她为他们的事业写些东西。如果是这样，那么她确实是再爽快也不过地应命写了文章。我简直不知道法文中还会有比这更美妙的散文。
维克多·雨果是个天生的演说家。他那卓越的口才很能打动人心。人们不应按他大部分散文中的那种高标准来评价这篇文章。我们可以设想，这篇文章是速记下来的，而且未经演说人审定。许多人从来没有读过雨果的演说辞，我愿向所有这样的人推荐这一篇。回忆一下雨果在1855年11月被逐出泽西，而在1860年6月，他又应召前往那里向公众发表演说，这是饶有兴味的。他的演说，当时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毋容置疑，我们在本书中可以很好地看到作为作家的加里波迪的风采与文才。至于他的其他作品，包括他晚年所写的两部小说，真的都没有流传下来。但是，他的回忆录在一些名人的自传中被公认占有崇高的地位。那是发自他心灵深处的东西，而他在南美的历险，以及罗马被围时的事迹——那是他交给大仲马的手稿的仅存部分——因为不是为了出版而写的，就更有价值了。我没有弄错，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就看出这本回忆录的巨大价值（我得承认，那时还不懂得欣赏那个恋爱故事的妙处），现在我很有把握地把这本回忆录奉献给新的一代。凡是我与之谈到过加里波迪的人，几乎全都没有读过这本回忆录，而且没有一个人看过大仲马的译文，他对该书第一部的增补，特别是关于罗萨斯那一章，十分珍贵难得。
就这样，今天奉献给公众的这一本书终于问世了。这本书虽经大仲马在1860－1861年出版过，但他的全集中只收进了第一部——即使如此，也已经绝版了——而作为一部完整的作品，这本书是从未在英国出版过的。
我必须对几位朋友的大力协助致以谢意，特别要感谢F．W．里德先生慷慨地允许我借用大仲马的手稿。我还要感谢理查德·威廉森先生，他为本书编了一个索引。当我在翻译乔治·桑尼克尔斯先生总优美的散文遇到困难时，我的女婿约翰是和我一起尽力解决。还有我的朋友德·V·帕扬－佩思先生，帮助校对了维克多·雨果的演说辞的校样。杜维廉先生的善意鼓励对我更是一种鞭策。
R．S．加尼特
1931年1月28日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