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朗回到卢森堡宫的时候，宫里的挂钟指着下午一点钟。
第一执政和布利埃纳在工作。
如果我们写的只是一本普通的小说，我们也许会急于结束，为了急于结束，我们也许会忽视某些细节，那么肯定，有些伟大的历史人物的形象就会一笔带过。
我们的意见完全不同。
从我们手里拿起羽笔那天开始——至今足足已有三十年了——不管我们的思想是集中在一场戏剧里面，还是展开在一本小说里面，我们总是有一个双重目的：教育与娱乐。
首先我们谈谈教育；因为对我们来说，娱乐只是教育的面具。我们成功了没有？我们相信是成功了。
我们马上就要跟着我们的故事——不管故事发生在什么时间——驰骋很长一段时间：从《萨莉丝比里伯爵夫人》到《基督山伯爵》①，中间包括五个半世纪。
因此，我们有这个奢望，已经把五个半世纪里面的历史告诉了法国人，并且和任何历史学家告诉法国人的一样多。
①《萨莉丝比里伯爵夫人》和《基督山伯爵》均是大仲马的著作。前书的时代背景在于四世纪，后书的时代背景在十九世纪。
而且，尽管我们的意见是众所周知的，尽管不论在波旁家属长支、还是在波旁家属幼支的统治之下，不论在共和国政权还是在现政府统治之下，我们始终响亮地表明了我们的意见，我们却不相信我们这个意见曾经在我们的剧本和小说里不合时宜地披露过。
我们很欣赏席勒的《唐·卡洛斯》里的波萨侯爵；可是，如果我们是席勒的话，我们也许不会把时代精神提前那么许多时间，把一个十八世纪的哲学家放在十六世纪的英雄当中，让一个百科全书派出现在菲利浦二世的宫廷里。
因此，就像我们曾经是——从字面上来说——君主政体时的君主主义者，共和国时期的共和主义分子，我们今天是执政府时期的复兴分子。
这决不妨碍我们的思想在人类和时代上面翱翔，给每一个人一份或好或坏的评价。
可是这一份，任何人——除了天主——都没有权利由一个人给。那些埃及的国王，在被交给陌生人的时候，在他们的坟墓前面被评价，可是这个评价决不是由一个人作出的，而是由全体人民作出的。
所以人们说：“人民的评判就是上帝的评判。”
历史学家、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我们这些人什么也不是，只是某个陪审团主席，任务就是不偏不倚地把大家的争论意见归纳起来，让审判官去作出判决。
书，就是这种归纳的梗概。
读者，就是陪审团。
我们要描写的不但是当今世界的，而且是任何时代的一个最伟大的人物；我们要描写的这个人正处于他自身的过渡时期，也就是处于从波拿巴变成拿破仑，从将军变成皇帝这一时期。所以，为了怕有什么不公之论，我们不作评论，仅写事实。
我们不同意这些人的意见，他们说：“是伏尔泰说的：‘在自己随身仆人眼里，永远也当不了英雄。’”
如果这个随身仆人是近视眼，或者是嫉妒者，——人类的这两个弱点相像得出乎人们的想象——那么是可能的。
我们，我们同意这样的意见，一个英雄可以成为一个好人，可是一个好人，既然是一个好人，也就不失为是一个英雄。
在公众面前英雄是什么？
一个才华暂时压倒感情的人。
在人们私下议论里英雄是什么？
一个感情暂时压倒才华的人。
历史学家们，评价才华。
人民，评价感情。
查理大帝是谁作的评价？历史学家们。
亨利四世是谁作的评价？人民。
根据您的意见，谁评价得好些呢？
那么，如果判断要准确，如果要上诉法庭——它不是别的，只是指后世的人——同意现代人的判决，决不能只照亮要描绘的人的一个部分：必须绕着他转一圈，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就用火把，甚至蜡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