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以来，我太沉溺于马克思王义的著作，以致到了苏联反而觉得在异乡异俗过生活似的，他方面，我也读了太多的旅行记，赞叹的描写，辩护的文章。我的大错误，就是太过于相信夸奖的话。也是因为凡是能够警告我的话，都是以怨恨的口气说的……爱比恨更能得我相信。不错，我曾有信任心。此外，那边令我烦恼的，却不在于那些缺点，而在于立刻又遇着我所讨厌的那些利益，我所希望取消的那些特权。固然，人们设法来尽可能地款待一位宾客，到处拿最好的事物给他看，——这我觉得也是很自然的。然而使我惊讶的，乃是在这最好的事物和普通的事物中间有如此大的差异；在如此平凡或如此恶劣的普通事物旁边，那特权却显得如此过分。
这也许是我的精神及其新教徒教养之一种怪癖吧：我不信任那些有利可图的观念和那些“附和”他人的意见；我的意思是说：传播那些观念和意见而希望从中图利的一些人。
我看见苏维埃政府拿许多特权给予艺术家和文学家，给予所有那些能够向它唱赞美歌的人们；而这不一定是意图贿赂的。
然而我也看见：文学家拥护政府以及那有利于政府的宪法的时候，所能得的特权未免太多了些。我立刻就当心注意了。我害怕给人家诱惑过去在那边，人家献给我的过分的利益，使我恐惧。我不是为重见特权而到苏联去的。在那边等待着我的，是确确实实的特权。
为什么我不应当说这话呢？
莫斯科各报告诉我，在几个月中间，我的书销行了四十万本。请你们计算一下，作者应得的版税有多少。我的论文稿费又付得如此之多！倘若我写一本赞美苏联和斯大林的书，我将获得多么巨大的一笔财产！……
这些顾虑并不能阻止我称赞苏联，但也不能阻止我对它的批评。但我得承认，凡是能够执笔的人，只要他朝好方向写去，都能获得这种异常优越地位的（比在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更加优越），而这情形却不少警告我。文学家是最受所有苏联工人尊重的。我的两位旅伴（每人都有一本书译成俄文，在印刷中），在古董店，在珍品店，在旧物店，跑来跑去，不知道如何花费那几千卢布，那是他们刚预支来的版税，他们知道是不能带出国外的。至于我，则我仅仅能够用去一笔大款的零头数目。因为那边什么东西都是献给我的。不错，什么东西都是：从旅费起以至于香烟。每逢我拿出钱包来付饭馆或旅馆的账时，来开发货价，购买邮票或报纸时，我们的向导的美妙的笑容和威严的手势便阻止我说：“您开玩笑啦！你们是我们的贵宾您和您的五位旅伴。”
自然，我在苏联旅行，自始至终，我个人没有一点不如意的地方。一切恶意的解释，造出来减弱我的批评力量的，其中最无理的一个便是企图将我的批评说做我个人不满意的表示。我从来未曾在如此奢侈的条件之下旅行过。我们坐的是专车或最好的汽车，住的总是最好的旅馆中最好的房间，最昂贵的，最华丽的，选择得最精致的。而且何种的接待！何种的照应！何种的欢迎！到处受人欢呼、恭维、优礼、庆贺。拿来献给我的，人家是没有一样觉得太好，太可惜了的。我若拒绝这类款待，将惹得人家不高兴；我做不出来；我由此保持了一种绝妙的纪念，一种热烈的感激。但这类款待本身令我不断地想起了特权，想起了差异，而在那里我原想见到的是平等。
我勉强摆脱了官方监视，便去同小工往来，他们的工资每天只有四或五个卢布，而用来款待我，我非到临不可的那种宴会，——你们要我作何感想呢？差不多每天都有一次宴会，点心小菜之多已够人吃了三个饱了，而正餐还未开始哩！六大盘的盛筵，足足有两个钟头之久，使得你不耐其烦。何等的浪费！我从来没有能看见一张账单，可以让我确知一餐的代价。但我的一个旅伴，很熟悉物价的，估量每次宴会，每客须费三百卢布，连酒水在内。我们一共六个人，连我们的向导七个人，时常还有同样多的主人和陪客，有时还多得多。①
①我摘录我的旅途随笔一页如下：
“宴会约定在八点钟，八点半钟开始入席，九点一刻钟尚未端完餐前小菜。（我们在文化公园洗过浴，赫巴，达比，柯尔佐夫和我；我们肚子饿得很。）我吞食多量的小点心。疗养院有人等待我，九点半钟，我看见端来汤匙的时候，就退席了；一种蔬菜汤，里面有几块鸡肉。人们宣告有虾尾，有香菌，有鱼，有各种烧烤及蔬菜。……我离席去收拾行李，以后又写“几行”给《真理报》关于今日典礼的。我回来时还得吞下一大块冻肉。我不仅害怕而且厌恶这种盛筵（我须得同柯尔佐夫说去）。这种盛筵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道德的——反社会的。”
在整个旅行当中，确切说，我们并不是国宾，而是有钱的苏维埃作家协会邀来的客人。每逢我想起这个团体款待我们的费用时，我不禁怀疑：我的著作权金矿，即使完全送给它，是否足够赔偿它的损失。
显然，他们如此慷慨接待我，是希望收回另一种的利益。我想《真理报》对我的气愤，一部分是由此而来的，即是：我是不十分有“出息”的。
我告诉你们，在我的苏联游历中有种悲剧的成分。我以一个热情的人，一个虔信人的资格，来到苏联，为得欣赏一个新世界，而人们却拿旧世界中我所厌恶的一切特权献给我，藉以诱惑我。
“你不明白的，”一位优越的马克思主义者告诉我，“共产主义不过反对人剥削人制度。——这话我应当向你重说几遍呢？这事办到了，你便可以同阿列克西·托尔斯泰或大歌舞院的一位歌人同样富有，只要你是凭靠个人劳动获得财产的。你对于金钱、财产之轻视和仇恨，我认为是你的当初基督教观念的一种很可惋惜的残留物。”
“也许是这样。”
“那么你应当承认，这类观念是不合于马克思主义的。”
“可惜得很！
我很知道，而且人们反复告诉我：某些性格，有时是最可爱的，譬如那种忽然的亲密，那种不经思虑的慷慨，立刻获得我的同情的，以及那些无可遁逃的错误，以致败坏了良好成绩的，——这一切应归咎于俄国人的半东方性的气质，而不应归咎于新制度；这一切，优点或缺点，我在俄国帝制时代也可见着的。
同样，我也相信，若期待或希望社会环境不同，便可彻底改变人性，那就是一种错误。请大家听我说：重要的、足够的，乃在社会环境不同可以容许人性之改变；而这是了不起的但那绝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这里没有机械的东西；而且没有个人预先改造的话，我们就会看见：资产阶级社会又形成起来了，“旧人”又出现了，而且又扬眉吐气了。
当某人还在受压迫的时候，当社会不平的束缚使他屈服的时候，人们有权利希望他的身上蕴藏着许多力量。犹如人们期望某些神童，但他们以后时常变成了非常平凡的成人。人们时常有这种幻想，以为某民族包含着比其余使人失望的人类中更良好的人物。我则简单相信这民族是较少“腐败”罢了！但金钱也能使之腐败，同其他民族一样的。你看在苏联发生的事情：这个正在形成起来的新资产阶级，具有——我们的资产阶级的一切恶德。它刚从贫穷地位爬上来，就已经看不起贫穷的人了。它贪图那好久没有的一切好处，它知道应当如何去获得并如何去保持起来。“这些人果真是实行过革命的人么？不是的，这些是享用革命利益的人。”——我在我的《从苏联归来》中写过这几句话。他们可以加入共产党，然而心里没有丝毫共产主义者的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