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宪法中有好多处表示它立意来预先回答人家的批评；来闪避那些它心里明白是应得的攻击。当权的人完全明白政治机构的指导权已经离开民众之手；明白民众和那自称为代表民众的人中，已经断绝了一切真实的联系。这正是他们所要的。所以更加需要使人相信：这种联系将是最密切的，“群众对于苏维埃机关之监督将更加强，苏维埃机关亦将更能对群众负责，”如三月十三日《人道报）所说的。《人道报》还加几句话说：“新选举制将巩固那被民众选举的人与选举者群众之联系。”不错！好得很，那篇论文接着也能不掩饰人们的意图，即人们要来“指导选举，要来批评那些恶劣的候补人，不等待他在无记名投票失败之时，就先出来反对他们”。这种聪明的预见确是值得钦佩的。你试想想，重复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九日之错误，是如何令人不快！那日给了民众可能机会，选举出（譬如在基辅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一些本党仇敌，今日才揭穿其假面”。由此可见必须迅速于选举以前“扑灭一切足以妨害党的活动核心之发展的”。完成此工作，然后选举才能是“自由”的。
我害怕某报编辑要受处罚，它——我不说明何报，怕会陷害它——虽然完全尽忠于斯大林的苏联和新宪法，却敢在赞美之中提出这个畏葸的责难（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我们恰恰害怕，在现行制度之下，国家机关会不与劳动者群众相合一，如在当初苏维埃制度之下一样，却反而倾向于离开群众。”
“——为什么？……”
“——正是因为选举人中间有距离，选举人和他们的代表中间也有距离。”
这个不谨慎的批评还敢提醒这件事：“最近的统计表示六十个公民中平均曾有一个在某级苏维埃当代表”，而“这苏维埃，无论怎么样，当初总是金字塔中一块石头，而能施影响于国家政治的。”然而恰恰是这个成了眼中钉呵。恰恰是这个必须整顿一下：“下层的常设的政治细胞已经不存在了。”①所以，我们不能不完全赞同瓦尔脱·西特令爵士的宣言，他说他“确信苏联同其他独裁制国家一样，是少数一群人统治着，广大民众对于国政完全无份，②或只有很小参与一部分。”
①我绝不相信什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智慧；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容许这最大多数人受痛苦时候能使人听到他们的诉苦声音，而且代他们说话的人，人们也愿意留心听他。
②西特令原文是“自今以前完全无份”；但他在一九三五年说的这句话，现在新宪法实行之后，他仍可以重说的，而且更有把握来说的。
归根到底，都是人民付钱，即令是间接的。这个方式或那个方式，——由于将民众最大需要的粮食输出国外，或使农产品的价格与同此物品付于消费的价格相差甚远，或由于直接征税，——总而言之，都是牺牲工农阶级利益，牺牲他们的消费黄金，以构成必需的而且不断欠缺的积累基金的。从第一次五年计划以来就是这样了，以后仍是这样。这个积累基金，除了应供推动全部机器之用以外，还做些实际的、有用的、慈善的事业，那还是可以原谅的。医院、疗养院、文化机关等等，人们还相信，民众蒙受其益，或希望民众将蒙受其益。然而在这样的窘迫时候，这个积累基金却拿来建筑一座“苏维埃宫”（已故的苏维埃之宫），使得约翰·邦士同志大为惊愕。你试想想！一个四百十五米高的建筑物（他说：“纽约人要相形见绌的。”），顶上安着一尊七十米至八十米的列宁像，用不锈钢铸的，像的一个指头就长十米。①好呵，那时至少工人可以知道：他们为什么事情饿死的。他们还能这样想：这是值得的。虽然没有面包，却有可供夸耀的东西。（拿这来夸耀的，也许是其他的人。）而最可钦佩的，将来人们还要叫工人投票赞成这宫殿，你看罢；而且还是一致赞成哩！人们将问他们，俄罗斯民众：是生活更舒适些好呢，还是宫殿好呢？于是乎没有一个人不回答，不得不回答：还是宫殿好。
①我们绝不敢怀疑约翰·邦士所征引的数字，此处所说的尤其不敢怀疑。但一尊七十至八十米高的像，有十米长的指头？……至少我们希望，列宁是坐着的。
“我看见首都一座宫殿建筑起来，我就觉得看见全国居室沦为破屋了，”卢梭说过这话。（见《民约论》三卷，十三章）苏维埃工人的居室“沦为破屋”么？呵，谢谢斯大林！他们现在还是住在猪栏里头哩。
这一切，我在苏联旅行时候，还不知道，正如我在刚果旅行时候不知道那些大专利公司的作用一般。这里同那里一样，我看出了那些悲惨的事实，却还不能彻底明白其原因。到了写完我的关于苏联的书之后，我才研究清楚。西特令、托洛茨基、麦西耶、伊逢、维多·绥奇、列格、鲁朵尔夫以及好多其他的人，供给我以他们的证据。他们所告诉我的，以及我所推测到的，都来证实并加增我的恐惧。现在正是法国共产党应当睁开眼睛的时候了，正是人们应当停止对它说谎的时候了。不然，劳动者群众就要明白他们是受共产党人欺骗的，正如今日共产党人是受莫斯科欺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