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到苏联去以前，我写过如下的话：
我相信：一个作家的价值是与鼓舞他的革命力量相联系，或者确切点说（因为我没有那样糊涂，只承认左翼作家有艺术价值），是与他的反抗力量相联系的。这个力量存在于波秀哀、麦多布里杨，以至今日的克罗德尔，正如存在于莫里哀、伏尔泰、雨果及好多其他的人一般。在我们的社会形式当中，一个大作家，一个大艺术家，本质上是反对附和主义的。他逆潮流前进。这话拿来对但丁说，对塞万提斯说，对易卜生说，对果戈理说……都是真的。这话拿来对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作家说，似乎不是真的；约翰·阿丁顿·塞蒙士说得很好：“这时代戏剧作家所以这样伟大……，乃是因为他们（作家们）生活和写作完完全全同整个民众一致的。”①
①见John_Addington_Symonds——Gneral_Introduction_to_the_Mormsid_Sedies．
这话拿来对索福克里斯说，无疑不是真的；对荷马说，也一定不是真的，在我们看来，希腊自身就是假手于荷马而歌唱。这话或者会不是真的，到了将来，那时……但正为这个原故，我们的眼光才带着这么忧愁的疑问转移到苏联去呀！革命的胜利，将允许它的艺术家受着潮流所涌动么？因为问题提出来：若是转变过后的社会国家，夺去了艺术家一切反抗动机，那将成什么样子呢？倘若艺术家只好让潮流涌去，而无所用其起来逆抗潮流，那他将做什么事情呢？无疑，在还有斗争，而胜利尚未完全得到保证时候，他可以描写这个斗争，而且以战士资格助成其胜利。但以后……找到苏联去以前，便是这样自问。
“你懂得的，”X给我解释，“群众所要求的绝不是这类东西；我们今天所要的也绝不是这类东西。他从前作过一部很杰出的很受欢迎的舞曲（“他”，指的是肖斯塔可维奇；有些人对我谈起他，总是用这种普通谈起天才者才用的口气）。但是倘若民众看完一部歌舞剧，走出戏院的时候，不能哼着剧中的调子，那么这剧有什么用处呢？（哦，原来如此！可是X——他自己也是个艺术家，而且很有教养的——在说这话以前却只同我说些其他的伶俐的话。）今天我们所要的，乃是一切的人都能懂的作品，而且要立刻能懂。肖斯塔可维奇自己若是不明白这点，人家就会用再不去听他这一办法，去使他明白的。”
我反对这话，我说：最美的作品，以至于后来变成最通俗的作品，有时起初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赏鉴；我说：贝多芬自己……于是我拿一本书给他，这书我刚带在身边：请你读这段：
好多年以前，我（这是贝多芬在说话）也在柏林举行一次音乐会；我贯注了全神，以为这次一定有点成功，我希望得到有力的喝彩。可是你看：当我把我的最好的灵感都演奏出来时候，竟连一点欢迎声音都没有。（《歌德通信集》第二卷287页）
X同意我，认为一个贝多芬者在苏联遭受这样的失败，是难得抬起头来的。
“你看，”他继续说，“在我们这里，一个艺术家首先须在路线以内。否则，最美妙的才能也将被视为‘形式主义’。是的，这个名称是我们找出来，用以安置于我们所不想看所不想听的东西头上的。我们要创立一种新的艺术，同我们这伟大民众相配称。今日艺术应该是民众的，否则不是艺术。”
“如此，你们将驱迫你们的一切艺术家都入于附和主义了，”我对他说：“那些最好的艺术家，是不愿贬低或仅屈抑他们的艺术的。你们将强之缄默。你们自以为替文化服务，荣耀它，保卫它，但它将反对你。”
于是他抗议，说我的推论是资产阶级式的；说他确然相信：马克思主义既然在好多其他领域成就了如此伟大的事业，一定也能产生艺术的作品。他添加几句说：现在所以没有这新作品产生，乃因人们还重视那些属于一个完全过去时代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