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绥奇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与英勇的战士,是纪德的老友。他参加过西班牙、法国与俄国的革命运动,因反对俄国现当局的政策而被捕流放,去年因法国各作家(纪德在内)的抗议始得被释出国。他的名作有《第一次俄国革命的一年》,《狱中人》,《文学与革命》等书。这封信是一九三六年五月在布鲁塞尔写的,正当纪德游历苏联之前。

亲爱的安德烈·纪德:

你最近在巴黎召集的国际作家保障文化大会上当了主席。在这会上,关于苏联的思想权问题,只谈到了我的事情,而且还仿佛违反了大多数到会人的意志。在那个时期,我知道你曾尽力设法要把我那些文稿从莫斯科的检查处中救出来。那里还有我所有个人的信札,我所有的回忆,我所有的笔记,与所有我生平积集起来的珍贵的稿子……你替我帮的忙,以及你对那些保护我而又不愿听我发表意见的朋友采取了一个公正的态度,我很为感谢。假使我个人的事情你能感到兴趣,那末在我致马格特曼因·巴迟的一封信中,你一定能发现一些对于这一问题的教训,兹将该信附上,如你还要我做别的事情,很愿效劳。

实际上,在目前所进行着的伟剧,很少与你我有关。不过你现在已处身于革命者之列了,安德烈·纪德。请让一个共产主义者很直率地把我们的最高统治者讲给你听听吧。我记起了你杂志上的几页,其中你说你在一九三二年接受了共产主义者的原理,因为它保证了人格的自由发展。(现在我没有书籍,也没有空闲的时间去找寻你的原稿,所以只有凭记忆来重述你的思想。)读着这几页的时候,我正在莫斯科,心里怀着一个极矛盾的感情。开始我很快活,因为看见你走到了社会主义,这主义是在很久以前,即从我热情的年轻时代以来,就已信仰了的。嗣后,我鉴于你所说的话与我所陷人的实际完全相反,又觉痛心。当你杂志上的几页,映入我眼帘的时候,我周围的人们正陷于这样一个情形之中,即他们甚至不敢冒险地去拿一本杂志来看,因为他们相信,政治警察每夜都有前来搜查的可能……我对你说吧,当我读你那本杂志时,所发生的一种感情,正像一个处身于前线战壕中的兵士,收到了一份从后方寄来的报纸,在上面他发现了一些歌颂那“最后一次为正义而战”的诗文。我自己问问自己,难道你对于我们的斗争,对于革命之被它内部的反动所损害,能一点都不知道吗?在那时候,一个工人假使要发表一点意见,不管他的声音多么温和,但也已立刻会被开除出党、工会与工厂,且会被监禁与流放。……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三年了,这是怎样的三年呀!这时期的显著特征,为基洛夫事件以后的大批屠杀,列宁格勒居民之成群流放,几千名共产主义者被囚禁,以及集中营之充塞,这些集中营确乎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假使我真能了解你,亲爱的安德烈·纪德,你是时常有睁眼看生活的勇气的。那末你总不能对于这一个实际情形闭着眼睛吧。否则你就再没有向工人说一句话的道德上的权利了,因为对工人们而言,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简直是他们身体与心灵的创造,是他们生活的最高意义。

你要谈到思想的情形吗?那是一个绝无内容的枯燥教条,硬生生地放到各种思想的领域里去;而且在一切的书籍与刊物上,都是没有例外地,在一字一句重复着或简单地注释着独裁者所说过的话。厉史每年都在彻底地修改着,百科全书在重编,各种丛书被重新审查,为的要到处涂去托洛茨基这一个名字,并且要把列宁同伴们的名字加以删削或污损;科学完全为一时的鼓动服务。他们昨日骂国际联盟为英、法帝国主义的卑劣工具,今天却发现国联是和平与人类进步的工具了……讲到作家的情形,即那些以替代其他不会讲话的人作喉舌为职业的人们,他们的情形如何?我已经见到高尔基了,他把回忆列宁的作品中某些列宁所说的话重写了一次,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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