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亲爱的小姐，”他接着说，一面点点头，认可侍者拿来请他过目的脆皮大鲆鱼。“伟大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的时代每况愈下。我们必须珍惜往昔，尊重那些效法古代的作家，这些人所剩无几，他们写作不为报酬，而为……”听到此处，奥兰多差点儿喊出“荣悦！”两字。的确，她可以发誓，她所听到的与三百年前一字不差。当然，列举的名字不同了，但精神未变。尽管受封为骑士，尼克·格林没有变。当然，也不是一点儿没变。他喋喋不休地谈论效仿艾迪生（曾经是西塞罗，她想），早晨躺在床上至少一小时（她骄傲地想，是她按季度付给他年金，他才有可能这样做），翻来覆去地背诵最杰出作家的最杰出作品，然后再动笔，这样才能荡涤时下的粗俗，净化我们可悲的母语（她相信他在美国住了很长时间）。他的喋喋不休几乎与三百年前完全相同，但她有时间问自己，那么他的变化究竟在何处？他变得肥胖，但他已年近七十。他变得光鲜整洁，文学显然已经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但他过去那种躁动和鲜活的生命力已经丧失。他的故事依然有声有色，却缺少了过去的随意和轻松。不错，他依然每隔一秒钟就要提一次“我亲爱的朋友蒲伯”，或“我那大名鼎鼎的朋友艾迪生”，但他的神情里透出的那种循规蹈矩让人沮丧。况且，他现在更乐于讲的，似乎是她的那些血亲的言谈行状，完全不像以前，大讲诗人的秽闻轶事。
奥兰多的失望无以名状。所有这些年（原因可以是她的与世隔绝、她的社会地位和她的性别），文学在她心中，狂野如风，炽烈如火，迅捷如闪电；它飘忽流走、难以预料、突如其来。可现在，瞧，文学成了身着礼服、公爵夫人不离口的老绅士。她的失望是如此剧烈，以至上衣的一个扣袢或扣子迸开了，什么东西掉了出来，落到桌上。是《大橡树》，一首诗。
“手稿！”尼古拉斯爵士说，戴上金边夹鼻眼镜。“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请允许我过目一下。”时隔三百来年，尼古拉斯－格林再次拿起奥兰多的诗作，放在咖啡杯和酒杯之间，开始读起来。不过现在，他的评判可与当年大相径庭。他一边翻阅，一边说这诗让他想起艾迪生的《卡托》，又说它可与汤姆逊的《四季》相媲美。没有时代精神的痕迹，他很欣慰地说，诗中充满了对真理、自然和人性的关注，在目下这一无耻、怪僻的时代，这一点确实难能可贵。当然，这诗应该立即出版。
说实话，奥兰多全然不懂他在说些什么。这部诗稿她总是揣在怀里，尼古拉斯爵士觉得这一做法很好笑。
“你对版税有什么想法？”他问道。
奥兰多听了，立即联想到白金汉宫和凑巧住在里面的一些愁眉不展的君主。
尼古拉斯爵士这回更是乐不可支。他解释道，他没有明说的是，如果他给（此处他提到一家名气很大的出版社）某几位先生写几个字，他们会很乐于把这本书列入他们的书单。他或许可以安排两千册以下百分之十、两千册以上百分之十五的版税。至于书评，他会亲自给某先生写几个字，此人影响颇大；然后不妨恭维某编辑的妻子几句，譬如小小地吹捧一下她的诗，总是有利无害。他将拜访某某……就这样，他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奥兰多一句没听懂，而且根据过去的经验，也不完全信任他的和蔼可亲。但除了屈服，她别无办法，因为这显然是他的希望，也是那诗稿本身炽烈的期望。于是，尼古拉斯爵士把这血染了的一小捆手稿弄平整，小心翼翼地插进胸前的口袋，惟恐它弄皱了自己的衣服。两人又客套了一番，各自走散。
奥兰多走在街上，觉得怀里空荡荡的，她已经习惯了怀中揣着那诗稿。诗稿不在了，她就变得无事可做，惟有随意思考些什么——譬如命运难得的机会。此时她一个已婚女子，手戴戒指，走在圣詹姆斯街上。这里曾有家咖啡馆，现在成了餐馆；下午三点半，阳光融融，街上有三只鸽子、一只杂种小猎犬、两辆神气的轻便马车和一辆活顶四轮马车。那么，什么是生活呢？这想法冷不丁闯入她的头脑，与其他事情毫不相干（除非因为见到了老格林）。每当什么事冷不丁闯入她的大脑，她会立即跑到附近的电报局，打电报给她的丈夫（他在合恩角）。我们在考虑她与丈夫的关系时，可以把这一点作为一个注解，是褒是贬，读者自行判断。当时附近凑巧有个电报局。“我的老天谢尔，”她在电报中这样写道，“今天生活文学格林……”以下她开始使用他们两人发明的一种暗语，即用一两个字传达无限复杂的精神状态，而电报员也毫无觉察。她加上“拉提根格鲁姆福布”，就可精确地概括了这一切。因为不仅上午发生的事对她影响深刻，而且读者无法不注意到。奥兰多长大了，不一定变得更好，而“拉提根格鲁姆福布”描述了非常复杂的精神状态，读者只要调动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就可能发现这一点。
电报发出了，可能几小时后才能收到答复。她望了一眼高空中疾走的流云，想到合恩角可能正在刮大风，因此她的丈夫现在很可能正攀到桅杆顶上，或在砍断绳索，放走一些破烂的圆材，甚至独自在一条小船上，身边只剩下一块饼干。她离开邮局，为消磨时间，转身进了下一家店铺。这样的店铺在如今可谓稀松平常，根本无须描述。但在奥兰多眼里，它却新奇之极。这是一家书店。奥兰多一辈子只知道手稿，她曾手捧粗糙的棕色折纸，上面有斯宾塞的手迹，小字潦草。她看过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手泽。她拥有相当数量的对开本和四开本手稿，里面常夹有一首赞美她的十四行诗，有时还夹了一绺头发。但眼下这无数的小本子让她惊诧无比。它们鲜亮、短小、一模一样，似乎都印在薄绵纸上，用薄纸板装订。人们只需花半个克郎，就可买下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装在口袋里。这些书上的字太小，几乎无法阅读，但它们仍然是奇迹。“作品”，她所认识或听说过的每一作家的作品，以及更多作家的作品，陈列在长长的书架上，从一端到另一端。桌椅上散乱地堆放了更多的“作品”。她翻了一两页，多是尼古拉斯爵士等人论述他人作品的作品。奥兰多无知地以为，既然他们的作品都已付梓印刷，装订成册，他们想必都是大作家。于是她下了一道惊人的命令，吩咐书店老板把店里的大著悉数送往她家，然后走了出去。
她转身进了海德公园。旧时的海德公园她很熟悉（她还记得，汉米尔顿公爵被莫汗爵士的剑刺穿身体，倒在遭雷击劈裂的那棵大树下）。她的两片嘴唇，翕动着把她的电报变成一套单调、毫无意义的说词：今天生活文学格林拉提根格鲁姆福布，弄得好几个公园管理人很怀疑地打量她，直到注意到她颈上的珍珠项链，才断定她的精神没毛病。在这类事情上，她那两片嘴唇无疑难辞其咎。在一棵大树下，她摊开从书店带出的一捆报纸和评论期刊，趴在地上，支起双肘，竭力想弄明白这些大师如何操练散文这门高尚艺术。她身上仍存有过去的那种轻信，所以甚至廉价的周报，在她眼中也很神圣。于是她支着双肘，开始读尼古拉斯爵士在一篇文章中，评论她曾认识的某人的选集，那人便是约翰·多恩。但不知不觉之中，她躺在了离蟒湖不远的地方。无数条狗的吠叫声在她耳边响起。马车轮子不停地匆匆而过。树叶在她头顶上轻轻叹息。不时有一条镶边的裙子和一条猩红色的紧腿裤在离她只有几步远的地方穿过草地。还有一只巨大的橡皮球弹到报纸上。深深浅浅的紫罗兰、橘黄、红和蓝色，透过树叶的缝隙，一闪一闪地照在她手指的翡翠上。她读完一句话，仰头望望天空；她仰头望望天空，又低头看看报纸。生活？文学？两者必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那真是难于上青天啊！因为，这边过来了一条猩红色紧腿裤，艾迪生会怎样描写它？那边过来了两只狗，立起后腿跳舞，兰姆又会怎样形容它们？读了尼古拉斯爵士及其朋友的文章（她不时四处张望，倒也不耽误她的阅读），她莫名其妙地得出这样一个感觉，即永远、永远不应说实话。这个感觉令人极不舒服。她边想边站起身走了。她站在蟒湖畔，湖水是铜绿色的；细如蜘蛛的小船掠过水面，在两岸间穿梭。她接下去想，他们让人觉得，写作时必须永远言不由衷（她不禁眼泪汪汪）。因为，真的，她边想边用脚趾把一条小船推离湖岸，我觉得我无法（此时，如同其他文章，尼古拉斯爵士的整篇文章，在读过十分钟后，他的房间的模样、他的头、他的猫、他的写字台的模样，以及写作当天的时间，都出现在奥兰多眼前），她继续想，从这个角度评判文章，我觉得自己无法坐在书房里，不，不是书房，是乏味的起居室，整天同一些英俊小伙子聊天，给他们讲些小小的趣闻轶事，譬如杜波说了斯迈尔斯什么，然后再叮嘱他们此事不可外传。她痛苦地抹了一把眼泪，继续想，他们都那样有男子气概；而我讨厌公爵夫人，我不喜欢蛋糕。我虽然已经够恶毒，但我永远学不会像他们那样恶毒，所以我怎能成为批评家，写出我们时代最好的英语散文呢？诅咒这一切吧！她叫道，狠狠地发动了那一便士的小汽船，她用力太猛，那可怜的小船差点儿葬身铜绿色的波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