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美上帝，让我成为女人！”她喊道，几近陷入为自己的性别感到自豪的愚蠢境地。无论男女，最令人头疼的莫过于此了。突然有一个词让她顿了一下，尽管我们尽量让它安分守己，这个词仍偷偷出现在最后一个句子的末尾：爱情。“爱情，”奥兰多说。爱情当即（它就是这样急不可耐）现出人的形状（它就是如此骄傲）。因为其他想法可以满足于始终抽象，但这个想法，除非有血有肉，有提花纱巾和衬裙，有长统袜和紧身皮衣，否则就无法得到满足。况且在此之前，奥兰多爱过的都是女人。现在虽然她也是女人了，但人的精神状态适应常规总有一种滞后，所以她爱的依然是女人。倘若意识到她与她们性别相同会起什么作用，那就是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她身为男人时的那些感觉。因为过去她觉得莫名其妙的千百种暗示和奥秘，现在都变得了了分明。过去的朦胧感，现在均已消失。那些朦胧感分隔开两性，使无数暖昧的想法久久隐藏在阴暗之处。如果说可以从诗人对真与美的描写中有所收获，那就是这种爱在美之中获得了因虚假而丧失的一切。最后，她喊道，她明白萨莎是怎么回事了。她欣喜若狂，沉迷于这一发现的热情之中，追逐着露出真相的所有宝藏，以致一个男子的声音响起，竟仿佛一颗炮弹在她耳旁炸响。那男子说：“小姐，请吧，”一只男子的手扶她站起来，那男子的手指指向地平线，中指上文了一条三桅帆船。
“英格兰的峭壁，小姐，”船长说，他抬起刚才指向地平线的手，行了一个礼。奥兰多又一次大吃一惊，吃惊的程度还要甚于前一次。
“耶稣基督啊！”她喊道。
幸亏看到久别的故乡能作为吃惊和脱口惊叫的借口，否则她很难向巴托罗斯船长解释此时她心中沸腾的愤怒和矛盾的感情。她如何告诉他，别看她此刻依偎在他的臂膀上，浑身颤抖，她却曾是位公爵和大使？她如何向他解释，别看她如今裹在棱纹丝皱褶中，如一枝百合，她却曾让人头落地，而且在郁金香盛开、蜜蜂嗡嗡飞离外坪老台阶的夏夜，与些荡妇酣睡在海盗船上的珍宝中间？她甚至无法向自己解释，当船长的右手坚定地指向英伦三岛的峭壁时，她为何会怦怦心跳。
“拒绝和让步，多么令人愉悦；”她喃喃道，“追求和征服，多么令人生畏；思考和推理，多么崇高。”在她看来，这些词如此组合，并没有什么不妥。然而，白色的峭壁越离越近，她开始感到内疚和耻辱，觉得自己很下流，而对一个从未想过这一问题的人来说，这些本来是很陌生的。他们离岸愈来愈近，直至肉眼能够看到悬在峭壁半空采海蓬子的人。奥兰多看着他们，感到犹如幽灵附体，萨莎在她的身体里上蹿下跳，不一会儿就要撩起她的裙子，炫耀着不见了。这是她失去的萨莎，她记忆中的萨莎，她刚才还在意想不到之间证实其真实性的萨莎。她觉得，萨莎扮着鬼脸，冲峭壁和采海蓬子的人打出各种不体面的手势。水手们开始哼唱“再会，再会，西班牙女人，”歌词在奥兰多忧郁的心头回旋，她觉得，无论上岸意味着何等舒适、富裕、出人头地和地位显赫（因为她无疑可以嫁个王公贵族，作为他的配偶，统治大半个约克郡），但如果这意味着循规蹈矩、奴役、欺骗，意味着拒绝她的爱情、束缚她的手脚、闭紧她的嘴巴，限制她的言语，她宁肯调转船头，再次扬帆驶向吉卜赛人。
然而，在这些走马灯似来去匆匆的想法当中，突然有什么东西冉冉升起，如同一座平滑、洁白的穹顶。无论是虚是实，这穹顶都使她激情荡漾的心受到很大震动，她停留在这个意象上，犹如看到一大群颤动的蜻蜓，心满意足地落在一个玻璃罩上，玻璃罩里是鲜嫩的菜蔬。在想象的一瞬间，玻璃罩的形状，勾起了她挥之不去的久远记忆。在特薇琪的起居室里，那个天庭饱满的男子，坐在那里写作，或者说只是向前看去，他当然不是看她，因为他似乎根本就没有看见衣着华丽的她，尽管她无法否认，自己当时是个翩翩美少年。每次想起他，这想法就会在记忆周围，铺开一层银色的静谧气氛，宛如汹涌的水面上升起一轮明月。她把手伸向怀里（另一只手仍搭在船长臂上），她本来可以在那里放一块护身符的，但现在，那里安安稳稳地藏着她的诗稿。性别及其含义给她带来的烦恼逐渐消失了。她现在想到的惟有诗歌的辉煌。马洛、莎士比亚、本·琼生、弥尔顿等人的不朽诗句，开始在她眼前闪现，在她耳边回响，仿佛一只金钟锤敲击大教堂塔尖上的金钟，而这金钟就是她的意识。事实上，她眼前隐约出现了一个大理石穹顶的意象，她因此联想到一位诗人的前额，引发了一连串无关的遐想，而这个意象并非臆造，而是现实。船在泰晤士河上御风而行，这个意象变得赫然在目，它恰恰就是大教堂的穹顶，巍然耸立在众多精雕细刻的白色塔尖中。
“圣保罗大教堂，”站在她身旁的巴托罗斯船长说。“伦敦塔，”他接着说。“格林尼治医院，已故的威廉三世陛下为纪念他的妻子玛丽王后而建。西敏寺，议会。”随着他的话音，这些闻名遐迩的建筑物一一映入眼帘。这是九月的一个上午，天气晴好。熙熙攘攘的小船不停地穿梭往返于两岸之间。在返乡游子的眼中，再没有比这更欢乐、更有趣的景象了。奥兰多倚身船首，沉醉在眼前的奇观之中。岁月蹉跎，她的双目已习惯了野蛮人和大自然，现在，城市的壮观景象不能不令她陶醉。接下来是圣保罗大教堂的穹顶，这教堂是她离开时雷恩先生的杰作。近处，一根柱子上飘起一绺金发，她身旁的巴托罗斯船长告诉她，那是纪念碑；他说，在她离开期间，曾发生了瘟疫和一场大火。她禁不住热泪盈眶，她记起女人流泪并无不妥，才任由泪水流淌下来。她想，此处，曾是狂欢节旧址。此处，在波涛拍岸的地方，当年矗立着皇家凉亭。此处，她第一次邂逅萨莎。约摸是在此处（她俯视波光粼粼的水面），人们可以看到那个冻僵的女贩，膝上放着苹果。当时的种种辉煌、种种腐朽，都已一去不返。黑夜、惊心动魄的滂沱大雨、脱缰野马般的洪水，亦已一去不返。当年，黄色的冰山旋转奔腾，挟裹走惊惶万状的人们，如今这地方只有几只高雅的天鹅漂浮水面，怡然自得。自最后一别，伦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她记得，当年的伦敦满是黑乎乎、了无生气的小房子。礼拜堂栅栏的铁尖顶上，挂着反叛者面目狰狞的头颅。鹅卵石的人行道，散发出垃圾和粪便的臭味儿。现在，船驶过外坪，她瞥到宽阔整洁的通衢干道。高头大马拉着富丽堂皇的马车，停在一排排房屋前。弧形的圆肚窗、格子玻璃窗、闪亮的门环，都显露出主人的富有和尊贵。女士们身着花绸衣（她把船长的望远镜举到眼前），在加高的人行道上漫步。男士们身穿绣花外套，在街隅的路灯下吸鼻烟。她瞥到彩色的店招随风晃动，上面画着烟草、各色衣料、牛奶、金银器、手套、香水或其他千百种商品，让人一看就立即明白那是家什么商店。船向伦敦桥旁的锚地驶去，她刚好能够瞥到咖啡馆的窗户。由于天气晴朗，咖啡馆的阳台上闲坐了许多有身份的市民，身前的桌上摆着瓷碟，身边放着黏土烟斗，其中一人正在朗读报纸，不时被其他人的哄笑和评论打断。这里可都是小酒馆？这些人可都是才子或诗人？她问巴托罗斯船长。他热心地告诉她，他们现在正经过可可树村，如果她稍稍向左侧一下头，顺着他的食指所指的方向看去，也许可以看到艾迪生先生正在喝咖啡。瞧，他在那里。另外两位绅士，“那边儿，小姐，电线杆右边一点儿，一个驼背，另一个跟你我差不多，”是德莱顿先生和蒲伯先生。“不可救药的家伙，”船长说，意指他们是天主教徒，“不过照样儿是能人，”他补充道。然后匆匆走向船尾，安排靠岸的事情。
“艾迪生，德莱顿，蒲伯，”奥兰多重复道，仿佛这是些咒语。刚才她还看到布罗沙耸立的高山，只一眨眼的功夫，就踏上了故乡的河岸。
但是此时，奥兰多将要领略到，面对铁面无私的法律，激情的作用是多么微不足道；法律之坚，胜过伦敦桥的岩石，法律之严，胜过大炮的炮口。她刚回到布莱克弗里亚斯的家，就不断有博街的跑腿儿和法庭派出的严肃差官，前来通知她，她已成为三大官司以及由此产生、或取决于此的无数小官司的当事方。那三大官司均是在她缺席的情况下提起诉讼的。对她的主要指控是（1）她已死，因此不应拥有任何财产；（2）她是女人，这基本上与（1）是一回事；（3）她曾是英国公爵，娶了舞女罗莎娜·皮佩塔，育有三子，这三子现在宣称其父已去世，他的所有财产应归其所有。如此重大的指控，当然需要时间和金钱来应付。官司期间，她的所有财产由大法官监管，头衔归属待定。因此，现在不能确定她是死是活，是男是女，是公爵还是寻常百姓。就是在这种极端暧昧的情况下，她回到自己的乡间居所。法律允许她在司法判决之前，隐名埋姓居住于此，但是作为男人还是作为女人，还要视诉讼的最后结果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