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风雅颂解”
《诗》之息久矣，天子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诗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国焉，有神明焉。观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体一国而成者，众不得而违也；会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违焉，《风》一矣；不欺焉，《颂》明矣。然则《风》生于文王，而《雅》、《颂》杂于武王之间。《风》之变，自夷、懿始；《雅》之变，自厉、幽始。霸者兴，变《风》息焉；王道废，《诗》不作焉。秦、汉而后，何其灭然也？王通谓“诸侯不贡诗，天子不采风，乐官不达雅、颂，国史不明变，非民之不作也。诗出于民之情性，情性其能无哉？职诗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几于圣人之心矣。或问：“成王、周公之际，《风》有变乎？”曰：《豳》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则变而不能复乎！《豳》之去《雅》，一息焉，盖周公之心也，故能终之以正。
“鲁颂解”
或问：“诸侯无正风，而鲁有《颂》，何也？”曰：“非《颂》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体，不免变《风》之例尔，何《颂》乎！《颂》惟一章，而《鲁颂》章句不等；《颂》无颂字之号，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之’，亦未离乎强也。《颂》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访于众人，众人可之，犹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访于天下，天下之人亦曰可，然后作之无疑矣。僖公之政，国人犹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贬尚不能逃，未知其《颂》何从而兴乎！《颂》之美者不过文、武，文、武之《颂》，非当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德孰与文、武，而曰有《颂》乎！先儒谓名生于不足，宜矣。然圣人所以列为《颂》者，其说有二：贬鲁之强，一也；劝诸侯之不及，二也。请于天子，其非强乎？特取于鲁，其非劝乎？”或曰：“何谓劝？”曰：“僖公之善不过复土宇、修宫室、大牧养之法尔，圣人犹不敢遗之，使当时诸侯有过于僖公之善者，圣人忍绝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劝尔。而郑氏谓之备三《颂》，何哉？大抵不列于《风》而与其为《颂》者，所谓悯周之失、贬鲁之强是矣，岂郑氏之云乎？”
“商颂解”
古《诗》三百始终于周，而仲尼兼以《商颂》，岂多记而广录者哉？圣人之意，存一《颂》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纣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谓大商祖之德？曰：《颂》具矣。曷谓予纣之不憾？曰：悯废矣。曷谓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纪》称武王伐纣，下车而封武庚于宋，以为商后。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继之。是圣人之意，虽恶纣之暴，而不忘汤之德，故始终不绝其为后焉。或曰：《商颂》之存，岂异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汤之德微，毒纣之恶有不得其著矣。向所谓存一《颂》而有三益焉者，岂妄云哉！
“十月之交解”
《小雅》无厉王之诗，著其恶之甚也。而郑氏自《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以为当刺厉王，又妄指毛公为诂训时移其篇第，因引前后之诗以为据。其说有三：一曰《节》刺师尹不平，此不当讥皇父擅恣。予谓非大乱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专，不然李斯、赵高不同生于秦也。其二曰《正月》恶褒姒减周，此不当疾。艳妻之说出于郑氏，非史传所闻。况褒姒之恶，天下万世皆同疾而共丑者，二篇讥之，殆岂过哉？其三曰幽王时司徒乃郑桓公友，此不当云番惟司徒。予谓《史记》所载，郑桓公在幽王八年方为司徒尔，岂止桓公哉？是三说皆不合于经，不可按法。为郑氏者独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考《雨无正》已下三篇之诗，又其乱说归向，皆无刺厉王之文，不知郑氏之说何从而为据也？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非如是，其能通《诗》乎？
“本末论”
《关雎》、《鹊巢》，文王之诗也，不系之文王而下系之周公、召公。召公自有诗，则得列于本国。周公亦自有诗，则不得列于本国，而上系于豳。豳，太王之国也，考其诗，则周公之诗也。周、召，周公、召公之国也，考其诗，则文王之诗也。《何彼秾矣》，武王之诗也，不列于《雅》，而寓于《召南》之风。《棠棣》，周公之诗也，不列于《周南》，而寓于文王之《雅》。卫之诗，一公之诗也，或系之邶，或系之鄘，或系之卫。诗述在位之君，而风系已亡之国。晋之为晋久矣，不得为晋，而谓之唐。郑去咸林而徙河南，为郑甚新，而遂得为郑。自汉以来，其说多矣。盖《诗》之类例，不一如此，宜其说者之纷然也。
问者曰：“然则其将奈何？”应之曰：“吾之于《诗》，有幸有不幸也。不幸者远出圣人之后，不得质吾疑也。幸者《诗》之本义在尔。《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美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揄扬怨愤于口，道其哀乐喜怒于心，此诗人之意也。古者国有采诗之官，得而录之，以属太师，播之于乐。于是考其义类而别之以为风、雅，而比次之以藏于有司，而用之宗庙、朝廷，下至乡人聚会，此太师之职也。世久而失其传，乱其雅、颂，亡其次序，又采者积多而无所择。孔子生于周末，方修礼乐之坏，于是正其雅、颂，删其繁重，列于六经，著其善恶以为劝戒，此圣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学校废而异端起。及汉承秦焚书之后，诸儒讲说者整齐残缺以为之义训，耻于不知，而人人各自为说，至或迁就其事以曲成其己学，其于圣人有得有失，此经师之业也，惟是诗人之意也，太师之职也，圣人之志也，经师之业也。
今之学《诗》也，不出于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劳其心而不知其要，逐其末而忘其本也。何谓本末？作此诗，述此事，善则美，恶则刺，所谓诗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别其类，或系于此，或系于彼，所谓太师之职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所谓圣人之志者，本也。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者，经师之本也。讲太师之职，因其失传而妄自为之说者，经师之末也。今夫学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尽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阙其所疑，可也。虽其本有所不能达者，犹将阙之，况其末乎！所谓周、召、邶、鄘、唐、豳之《风》，是可疑也，考之诸儒之说既不能通，欲从圣人而质焉又不可得，然皆其末也。若《诗》之所载，事之善恶，言之美刺，所谓诗人之意，幸其具在也。然颇为众说汩之，使其义不明，今去其汩乱之说，则本义粲然而出矣。今夫学者知前事之善恶，知诗人之美刺，知圣人之劝戒，是谓知学之本而得其要，其学足矣，又何求焉？其末之可疑者，阙其不知可也。盖诗人之作诗也，固不谋于太师矣。今夫学《诗》者，求诗人之意而已，太师之职有所不知，何害乎学《诗》也？若圣人之劝戒者，诗人之美刺是也，知诗人之意，则得圣人之志也。
“时世论”
按郑氏《谱》，《周南》、《召南》，言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邦，周、召之邑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使施先公太王、王季之教于己所职六州之国，其民被二公之德教尤纯。至武王灭纣，巡守天下，陈其诗以属太师，分而国之，其得圣人之化者系之周公，谓之《周南》，其得贤人之化者系之召公，谓之《召南》。今考之于诗义，皆不合，而其为说者又自相牴牾。
所谓被二公之德教者，是周公旦、召公奭所施太王、王季之德教尔。今《周》、《召》之诗二十五篇：《关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罝》、《芣苡》，皆后妃之事。《鹊巢》、《采蘩》、《小星》，皆夫人之事，夫人乃太姒也。《麟趾》、《驺虞》，皆后妃、夫人之德化之应。《草虫》、《采苹》、《殷其雷》，皆大夫妻之事。《汉广》、《汝坟》、《羔羊》、《摽有梅》、《江有汜》、《野有死麕》，皆言文王之化。盖此二十二篇之诗，皆述文王、太姒之事，其余三篇，《甘棠》、《行露》言召伯听讼，《何彼秾矣》乃武王时之诗，乌有所谓二公所施先公之德教哉？此以《谱》考诗义，皆不能合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