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无改问”
或问：“传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信乎？”曰：“是有孝子之志焉，蹈道则未也。凡子之事其亲，莫不尽其心焉尔。君子之心正，正则公。尽正心而事其亲，大舜之孝是也，盖尝不告而娶矣，岂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惟至公，不敢私其所私，私则不正。以不正之心事其亲者，孝乎？非孝也。故事亲有三年无改者，有终身而不可改者，有不俟三年而改者，不敢私其所私也。衰麻之服，祭祀之礼，哭泣之节，哀思之心，所谓三年而无改也。世其世，奉其遗体，守其宗庙，遵其教诏，虽终身不可改也。国家之利，社稷之大计，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禹承尧、舜之业，启嗣之，无改焉可也。武王继文之业，成王嗣之，无改焉可也。使舜行瞽之不善，禹行鲧之恶，曰俟三年而后改，可乎？不可也。凡为人子者，幸而伯禹、武王为其父，无改也，虽过三年，忍改之乎？不幸而瞽、鲧为其父者，虽生焉犹将正之，死可以遂而不改乎？文王生而事纣，其死也，武王不待毕丧而伐之，敢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鲁隐让桓，欲成父志，身终以弑，《春秋》讥之，可曰孝乎？私其私者也。故曰凡子之事其亲者，尽其心焉尔。心贵正，正则不敢私，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
曰：“然则言者非乎？”曰：“夫子死，门弟子记其言，门弟子死，而书写出乎人家之壁中者，果尽夫子之言乎哉？”
“诗解统序”
五经之书，世人号为难通者，《易》与《春秋》。夫岂然乎？经皆圣人之言，固无难易，系人之所得有深浅。今考于《诗》，其难亦不让二经，然世人反不难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则人人皆明，而经无不通矣。
大抵谓《诗》为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书也，曰淫繁之辞也，曰猥细之记也。若然，孔子为泛儒矣。非唯今人易而不习之，考于先儒亦无几人。是果不足通欤？唐韩文公最为知道之笃者，然亦不过议其序之是否，岂是明圣人本意乎！《易》、《书》、《礼》、《乐》、《春秋》，道所存也。《诗》关此五者，而明圣人之用焉。习其道不知其用之与夺，犹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圆，是果于其成乎！故二《南》牵于圣贤，《国风》惑于先后，《豳》居变《风》之末，惑者溺于私见而谓之兼上下，二《雅》混于小、大而不明，三《颂》昧于《商》、《鲁》而无辨，此一经大概之体，皆所未正者。先儒既无所取舍，后人因不得其详，由是难易之说兴焉。毛、郑二学，其说炽辞辩固已广博，然不合于经者亦不为少，或失于疏略，或失于谬妄。盖《诗》载《关雎》，上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间，君臣得失、风俗善恶之事阔广｛宀遂｝邈，有不失者鲜矣，是亦可疑也。予欲志郑学之妄，益毛氏疏略而不至者，合之于经，故先明其统要十篇，庶不为之芜泥云尔。
“二南为正风解”
天子诸侯当大治之世，不得有《风》，《风》之生，天下无王矣。故曰诸侯无正《风》。然则《周》、《召》可为正乎？曰：可与不可，非圣人不能断其疑。当文王与纣之时，可疑也。二《南》之诗，正、变之间可疑也。可疑之际，天下虽恶纣而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尔，亦曰服事于纣焉。则二《南》之诗作于事纣之时，号令征伐不止于受命之后尔，岂所谓周室衰而《关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别之，二十五篇之诗，在商不得为正，在周不得为变焉。上无明天子，号令由己出，其可谓之正乎？二《南》起王业，文王正天下，其可谓之变乎？此不得不疑而轻其与夺也。学《诗》者多推于周而不辨于商，故正、变不分焉。以治乱本之二《南》之诗，在商为变，而在周为正乎。或曰：未谕。曰：推治乱而迹之，当不诬矣。
“周召分圣贤解”
圣人之治无异也，一也。统天下而言之，有异焉者，非圣人之治然矣，由其民之所得有浅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岂异乎？然孔子以《周》、《召》为别者，盖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浅深尔。文王之心则一也，无异也。而说者以为由周、召圣贤之异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系之，岂谓周公能行圣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浅，故因召公之治而系之，岂谓召公能行圣人之化乎？殆不然矣。
或曰：“不系于《雅》、《颂》，何也？”曰：“谓其本诸侯之诗也。”又曰：“不统于变《风》何也？”曰：“谓其周迹之始也，列于《雅》、《颂》，则终始之道混矣；杂于变《风》，则文王之迹殆矣。《雅》、《颂》焉不可混周迹之始，其将略而不具乎，圣人所以虑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圣贤之异而别其称号尔。盖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之感者厚，故其诗切。感之薄者亦犹其深，故其心浅；心之浅者，故其诗略。是以有异焉。非圣人私于天下，而浅深厚薄殊矣。”
“二《南》之作，当纣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谓受命之前则太姒不得有后妃之号。夫后妃之号非诗人之言，先儒序之云尔。考于其诗，惑于其序，是以异同之论争起，而圣人之意不明矣。”
“王国风解”
六经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与不正，然后圣人者出，而六经之书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终之以平、桓，平、桓而后，不复支矣。故《书》止《文侯之命》而不复录，《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诗》自《黍离》之什而降于《风》。绝于《文侯之命》，谓教令不足行也；起于周平之年，谓正朔不足加也；降于《黍离》之什，谓《雅》、《颂》不足兴也。教令不行，天下无王矣；正朔不加，礼乐遍出矣；《雅》、《颂》不兴，王者之迹息矣。
《诗》、《书》贬其失，《春秋》悯其微，无异焉尔。然则诗处于《卫》后而不次于二《南》，恶其近于正而不明也；其体不加周姓而存王号，嫌其混于诸侯而无王也。近正则贬之不著矣，无王则绝之太遽矣。不著云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诗也，次于至正之诗，是不得贬其微弱而无异二《南》之诗尔。若然，岂降之乎！太遽云者，《春秋》之法书王以加正月，言王人虽微必尊于上，周室虽弱不绝其王。苟绝而不与，岂尊周乎！故曰：王号之存，黜诸侯也；次《卫》之下，别正、变也。桓王而后，虽欲其正风，不可得也。《诗》不降于厉、幽之年，亦犹《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尔。《春秋》之作，伤典、诰之绝也；《黍离》之降，悯《雅》、《颂》之不复也。幽、平而后，有如宣王者出，则礼乐征伐不自诸侯，而《雅》、《颂》未可知矣，奈何推波助澜，纵风止燎乎！
“十五国次解”
《国风》之号起《周》终《豳》，皆有所次，圣人岂徒云哉！而明《诗》者，多泥于疏说而不通。或者又以为圣人之意，不在于先后之次。是皆不足为训法者。
大抵《国风》之次以两而合之，分其次以为比，则贤善者著而丑恶者明矣。或曰：“何如其谓之比乎？”曰：《周》、《召》以浅深比也，《卫》、《王》以世爵比也，《郑》、《齐》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陈》《秦》以祖裔比也，《桧》、《曹》以美恶比也。《豳》能终之以正，故居末焉。浅深云者，周得之深，故先于召。世爵云者，卫为纣都，而纣不能有之。周幽东迁，无异是也。加卫于先，明幽、纣之恶同，而不得近于正焉。姓族云者，周法尊其同姓，而异姓者为后。郑先于齐，其理然也。土地云者，魏本舜地，唐为尧封。以舜先尧，明晋之乱非魏褊俭之等也。祖裔云者，陈不能兴舜，而襄公能大于秦，子孙之功，陈不如矣。
穆姜卜而遇《艮》之《随》，乃引《文言》之辞以为卦说。夫穆姜始筮时，去孔子之生尚十四年尔，是《文言》先于孔子而有乎。不然，左氏不为诞妄也！推此以迹其怪，则季札观乐之次，明白可验而不足为疑矣。夫《黍离》已下，皆平王东迁、桓王失信之诗，是以列于《国风》，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子至甚无道，则周之乐工敢以周王之诗降同诸侯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为法者。昔孔子大圣人，其作《春秋》也，既微其辞，然犹不公传于人，第口受而已，况一乐工而敢明白彰显其君之恶哉？此又可验孔子分定为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庶不为无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