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从山西和陕西的山谷中流出之后，继续向前几百英里，流入大海。年复一年，它几次改道，跨越六到七个纬度，从扬子江口一直到渤海口。但不管流经哪里，哪里都会深受其害，留下一片不毛之地。宋代注释家引人的唯物主义，就如同一股强大的水流，注入了中国思想这条小溪。水流已经泛滥了七个世纪，留下一片无神论的不毛之地，根本无法支撑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道教退化成为一种对付妖魔的法术体系，它曾从佛教借鉴了大量东西，来弥补自己的先天不足。儒教几乎没有或者说完全没有满足人性的先天需要，而佛教本身是引来提供这种满足的。每一种信仰的指导形式，都会受其他形式的影响而极大改变。对于那些恰好想行善积德的人来说，任何一种提供行善途径的组织机构他们都乐于赞助，并认为这条大道没什么不好。任何一种神，如果适合于在某个特定方面发挥如人所愿的影响，那就肯定会得到人们的青睐，正如一个恰好需要一把新伞的人会走进有伞出售的任何一家商店一样。中国人从来都不会对自己所崇拜的神刨根问底，如同一个想买伞的英国人不会去问伞的来源以及人们普遍使用伞是始于何时一样。
我们时常听到一些很有学问的讲演，讨论中国佛教徒和道教徒的人数。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就如同去调查比较英国有多少人抽十便士一包的香烟，或者有多少人吃菜豆。谁想抽十便士一包的香烟而又能买到，那他就可以抽；谁喜欢吃菜豆又买得起菜豆，就可以吃。中国两种最有名的“教义”，情况也是这样。任何一个中国人，如果想举行一场佛教仪式，同时也请得起和尚，就可以花钱请一个来，他自己因而成了“一个佛教信徒”。如果他想要个道士，他也可以同样请来，他自己也成了“一个道教信徒”。对于中国人来说，请哪个都无所谓，他并不是不可能把他们同时请来，这样他就既是“一个佛教信徒”，又是“一个道教信徒”。因此，一个人可以立刻成为儒教信徒兼佛教信徒兼道教信徒，根本不觉得有什么不和谐。佛教吞并了道教，道教吞并了儒教，最终儒教又吞并了佛教和道教，因而“三教合一”。
中国人与他们的“三教”的实际关系，可以用一个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语言组成的关系，来加以说明：“撒克逊语、诺曼底语和丹麦语都是我们的语言。”但是，即使我们可能判定自己遥远年代时的起源，我们对词汇的选择，也丝毫不会因为自己血管里流着多少撒克逊人的血液，或多少诺曼底人的血液，而会有丝毫改变。我们对词汇的选择，取决于我们的思维习惯，取决于我们使用词语的场合。学者会用许多拉丁语词，还混杂一些诺曼底语词，而农夫则主要使用平直的撒克逊语词。但不管学者还是农夫，撒克逊语是底层基础，其他语言不过是补充。在中国，儒教是基础，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儒教徒，正如所有的英国人都是撒克逊人一样。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加多少佛教或道教的观点、词汇和实践，可以酌情而定。但对中国人来说，同一个仪式融合了“三教”，其中的不和谐，其中的矛盾，并不比我们把源于不同民族的词汇编织在一个句子里遇到的更多。
总是难以让一个中国人理解，两种信仰形式是互相排斥的。他根本不知道何谓逻辑上互相矛盾，更不会关心这一点。他本能地学会了调和两个互不相容、命题各异的艺术，那就是不顾两者之间的关系生拉硬扯。他所接受的智力训练，为融合这两种不相容的信仰作好了准备，如同液体可以通过内渗和外渗来进行融合一样。他已经把“学术上兼容并蓄”带到逻辑上的自杀的地步，但他不明白这一点，即便告诉他，他也不明白。
这样把各种不同信仰机械地结合在一起，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违背了中国人天生有条有理的本能。中国人因这种本能而闻名，他们的这一本能充分展示在精心划分官员级别的做法中，从一品到九品，各有各的标志，各有各的特殊权限。也许有人曾经在中国的众神中寻找类似的等级森严的划分，但没有一点线索。问一个中国人，“玉帝’与如来佛哪个大，那是徒劳的。即使在“万神殿”里，排列次序也只是暂时的、偶然的，次序一直在变换。中国人的神明世界里，权威没有固定的等级。这种极端混乱，如果出现在人世间，就等于长期的无政府状态。这种局面在“三教堂”里更加明显，那里并列供奉着孔子、如来佛和老子的塑像。最受尊敬的位于中间，我们认为应该是孔子，如果不是他——因为他从来都没有自称为某种神——那就是老子。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这个排序问题过去一直引起激烈的争论，但我们听到的几乎所有的争论都对如来佛有利，尽管释迦牟尼是一个外国人！
信仰的结合带来的第二个结果，同样意味深长，那就是任何一种信仰都把人类的道德本质贬得极低。有一条规律与此对应：低劣的钱币不可避免地要取代较好的钱币。儒教的一切高尚格言，全然不能让人们消除对道教大加描述的众多妖魔鬼怪的恐惧，常有人说，现今所有文明的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迷信，那样轻信，这是一句地地道道的真话。富有的商人和博学的学者，从不羞于让别人看到自己每个月花两天时间，去专门祭拜狐狸、黄鼠狼、刺猬、蛇和老鼠，并在它们的牌位上写着“大仙”，认为它们对人的命运有重要影响。
就在几年前，中国一位最有名的政治家跪在一条水蛇面前（这条水蛇对于自己能代表水神的化身肯定感到十分荣幸），这位政治家认为这条水蛇是前朝某位奇迹般制服河水泛滥的官员的化身。中国只要洪水一泛滥，就把蛇当做神来崇拜，这种习惯似乎很普遍。在离河较远的许多地方，任何一条陆地上的蛇都会变成神灵，而且“毫无疑问”。如果洪水退去，人们就会大唱其戏，以纪念神的赐福，蛇也因此放在托盘上，放进一座庙宇，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知县和所有别的官员每天都要去那里跪拜烧香。在河道附近的地区，河神常被当做雨神，但在稍远一些的内地，战神关帝被当做而神来崇拜；但有时，不管离河远近，人们只向观音求雨。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根本没什么不合理，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去推断自然界的一切应该是统一的，即使对他明确指出其荒诞不经，他也很难明白。
与求雨有关的祈祷，另外有个有趣而又最意味深长的事实，时常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在中国著名小说《西游记》里，有一个主要角色原本是一只从石头里崩出的猴子，慢慢进化发展成了一个人。有的地方，这位想象中的角色被当做而神来崇拜，而不是河神和战神。没有什么能比这个例子再好地说明中国人在真实与想象之间完全没有分界线了。对于西方人来说，原因与结果是互相关联的。中国人向一只不存在的猴子求雨，他们心中关于因果的直观感受究竟如何，我们无从推测。
中国人的众神林林总总，纷繁芜杂，问明白中国人如何面对这些神，这一点很重要。这个问题会有两种答案：一是他们崇拜这些神也忽视这些神。经常能碰到有人估算中国人每年在香烛等方面的花费。自然，这些估计是根据某个地方的“确定”花费，再乘以这个帝国此类地方的数目。这种所谓“统计”是最为无效的，好比一个人去统计一群蚊子的数量，“数累了，就大致估计一下”。
把中华帝国当做一个整体来断言，我们是很难把握的。中国寺庙里的崇拜，就最能说明这个道理。一位从广州上岸的旅行者，看到那里的寺庙香烟缭绕，就断言中国人是世上最崇拜偶像的。但让他访问一下这个帝国的另一端，再下结论为时未晚，他会发现许多庙宇都无人问津，除了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之外，根本没人去，在许多情况下连初一和十五也没人去，或者甚至在新年伊始，中国人本能地要敬神的时候，也都无人造访。他会发现，有成千上万个处在偏远地方的寺庙，完全被遗忘在久远的年代里，偶尔也会修一修，但人们对此既不解释，也不关心。他会发现，人口聚合的方圆几百英里之内几乎很少看见一个出家人，没有道士，也没有和尚。在这些地方，他一般在寺庙里看不到妇女，孩子们也是听任其长大，而一点儿都不教导他去求神赐福。在中国另外一些地区，情况完全不同，表面的崇拜仪式，已经编织进了每天的生活细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