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礼貌流于表面，流于虚伪，这还表现在主动开口去帮助别人，而这件事情又是别人不能做成的或者不会去做的。如果这种主动帮忙最后是一场空，我们也不必失望，因为本来就很清楚这个忙是不能帮的，但开这样的口的这位朋友的面子却保住了。相似的情形是，如果付给客店的钱在数目上有争议，你的车夫或许会走上前来，裁决说由他来垫上这个差额，而实际上他是从你的钱包里拿出所需的这笔钱。或者他会用他自己的钱付帐，但过后这笔钱他会从你那儿要去，如果提醒他，他是主动垫上去的，他会回答说：“你想让参加葬礼的人也一起埋在棺材里吗？”
中国人表里不一，无论男女，他们的自谦都是装出来的。常常可以听到人们谈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完全不能提，完全没法说，而此时各方都完全明白，这只不过是表明人们不愿直说。就是这样一些谈吐文雅的人，一旦被惹急，就会口不择言，骂出最难听的话来。
与虚假的谦虚相对应的是虚假的同情。虚假的同情是由空话构成的，但不能因此而责备中国人，因为他们没有合适的材料让他们产生对别人的同情。然而，最倒人胃口的，并非空洞的同情，而是做作的同情，以及眼看着别人死去却故作放肆的嬉闹。贝德禄先生曾经提到，一个四川苦力在拉纤的路上看到两只野狗狼吞虎咽地撕咬一具死尸时，开怀大笑。密迪乐先生告诉我们，他的中文老师直笑一位经常在一起的朋友死得滑稽。这些奇异的表现，不足以解释我们经常看到的死了心爱孩子的父母，由于长时间的悲痛而表面呆滞，因为默默的悲伤与对自然流露的情感的粗暴嘲弄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后者有违人类的天性。
如前所述，外国人开始与中国人有商业往来，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无数次的打交道，已经证明这些与我们保持商业往来的人的信誉。泛泛而谈有可能站不住脚，但这种验证必须有事实依据才有把握。我们不妨引用汇丰银行经理嘉漠伦先生的话，来作为这种验证的例子。他在告别上海时说：“我已经提到过外国团体很高的商业素质。中国人在这方面一点儿都不比我们落后；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我不知道还有谁能比中国的商人和银行家更快地赢得我们的信任。当然，凡是规则都有例外，但我有十足的理由说这样绝对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汇丰银行与在上海的中国人做过很大的生意，总额高达几亿两白银，我们还没碰到过一个违约的中国人。”对这番陈辞的最好评论，或许就是援引这番陈辞三年之后的事实，这家银行在香港的一个中国买办，给银行造成了严重损失，银行实力大为削弱，而对于这一损失，却似乎没有什么可以肯定银行该年的年度利润会减少一百万元。
中国的批发商与零售商在做生意上有没有根本区别，这一点我们无从知晓。但是，用不着去贬低前文所述的证据的价值，仍然存在这样一个公允的问题：前文提及的大部分成果，是不是因为中国人令人赞叹的相互负责的制度？这个制度前文已作描述，它是西方各国非常愿意效仿的制度。很自然，外国人与中国人做生意时，要让自己得到最大限度的商业保护，而要做到这一点，毫无疑问要让中国人有资格得到最充分的信任。尽管我们承认这一点，但无数证人广泛而又持久的观察却证明，中国人的商业实在是他们全民族缺信少义的极大例证。
一个颇知内情的人，写了一篇有趣的文章，谈到两个中国人之间做生意，就是成功的互相欺骗。这两人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就是雅各与拉班的关系，或者就如同一句中国的俗话所言：铜盆撞子铁扫帚。有一句俗话说：送孩子去学生意，就是害他一辈子。假秤、假尺、假钱、假货——这些现象在中国殊难避免。甚至于很大的商号，贴出“货真价实”、“绝无二价”的告示，却也名不副实。
我们绝对不是想要肯定在中国找不到真诚，而只是就我们的经历和观察而言，几乎不可能在任何地方找到。一个对真实性如此不在乎的民族，怎么会有别的结果呢？一个衣冠楚楚的学者碰到外国人时大言不惭地说自己不识字，过后递给他一本小书让他看一下时，他会毫不犹豫地拿着书从人群里溜走，不付三个铜板的书钱。他这样干，一点都不觉得害臊，反而因为欺骗了愚蠢的外国人而欣喜若狂，这个外国人实在不精明，会去相信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中国人去外国人那儿买东西时，少付一个铜板是常有的事，他总是说没钱了。而当告诉他，他耳朵上这会儿正夹着一个铜钱时，他才极不情愿地拿下来，反而感觉到他受了骗。与此类似，一个人蘑菇“老半天”，想不出钱就弄到点东西，说他身无分文，但最后却会拿出一串一千个铜钱，很忧伤地交给你，让你把应收的数目拿出来。但如果他得到别人的信任，不出钱就弄到东西，他心中会高兴得好像一个人刚刚斩杀了一条大蛇一般。
中国社会的团结常表现为向亲戚借东西，有时还打声招呼，有时干脆连招呼都不打一声。许多东西借了立刻送去当铺，如果主人想再要回来，就得花钱去赎了。有个中国男孩，在一个教会学校就读，人们发现他偷了管理学生宿舍的那位单身女子的钱。面对无可置辩的证据，他边抽泣边解释说，他在家里就习惯偷妈妈的钱，而他的这位外国老师简直太像自己的妈妈了，他就是上了这个当，才去偷钱的！
应该十分肯定的是，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这些如此引人注目的缺陷，西方也时有所见，但很明显，最重要的是去了解有哪些本质上的对立。其中有一条对立我们已经谈及，就是中国人缺信少义。这一点虽然不常碰到，但若要找，却也可以常常找到，我们在谈其他问题时已经引述过不少这样的例子。其他方面的对立，也许需要的篇幅再多也不过分。
关于中国人压榨的理论与实践的这样一本有趣的书，是需要留待一个具备必要知识的人来写的。然而，在这个帝国里，这可以说是一种上起皇帝，下至乞丐的上行下效的做法。由于他们的天性注重实际，因此已经把这个做法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正如一个人躲不开大气压力一样，谁也逃不脱这个体系。出于这个体系既恶毒又堕落，根本就很难想出逃脱的办法，除非把这个帝国完全重新组织一遍。
中国人的性格以及中国的状况，使外国人很难与中国人有实际的和更多的往来。有一句人们常说的话很能说明问题：车夫、船夫、客店老板、苦力和捐客，不管他们犯什么罪，统统应该杀头。这一阶层的人，还有与他们相似的人，他们与外国人的关系很特别，因为人们知道外国人宁可吃大亏，也不愿惹出一起社会风暴，他们一般都对此缺乏兴趣和才能；然而，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任何有失公道的情况，正是通过社会风暴来解决，来最终达到平衡的。
很少有人能做到不偏袒一方。而那些也想这样做的中国人。是找不到的。既不过分猜疑，也不过分轻信，这是中庸之道的极好例证。如果我们有人对那种必须装出来的虚情假义表示不以为然，那么，中国人，关于人性的机敏的仲裁者，会把这一点判定为使我们名誉扫地的一种“脾气”；而如果我们保持佛祖涅（上般下木）时的平静气度——一种不容易使所有有脾气的人在所有时间都保持的风度——我们会立刻被当做可以进一步随意敲诈的合适对象。一个受雇于外国人的典型的中国人，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一个小贩，沿街叫卖做工精致、穿着得体的泥塑外国小人。他停下脚步把这些泥塑小人察看了一番，对这个小贩说：“哦，你玩这些假玩意儿，我可是玩真格的。”
无需多说，据我们所知，中国政府似乎就是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特点的极大范例。从整部外国的对华关系史，以及可以说我们知道的中国官员与老百姓的全部关系当中，都能找到这样的例子。那些不断颁布却从未有过失当言辞的告示，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各级官员颁布的告示比比皆是，内容包罗万象，措辞精巧得当。缺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真实，因为这些堂皇的命令并没有打算实施。所有有关人员都明白这一点，从未有过误解。“中国政治家的生活与国事文件，好像卢梭的仔悔一样，充满着最崇高的情感和最卑鄙的行为。他杀了一万个人，然后引述盂子的一段话，讲人的生命是神圣的。他把修河堤的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结果使全省惨遭洪水之害，然后他在悲叹耕者失其田。他与人达成一项协议，私底下说是暂时哄骗一阵子，然后他去声讨伪证罪。”毫无疑问，中国也可能有清廉正直的官员，但很难找到，而从其所置身的环境来看，他们完全是无助的，根本无法实现自己心中可能存有的美好愿望。把那些有良好条件熟读“四书五经”的人的实际情况，与这些经典上的教诲进行一下对比，我们就会有这样一个生动的认识：这些教诲在把社会带向高标准方面，实际上是多么的无能为力。
“你认识的中国人当中，可以完全相信的有几个？”这里问的只是中国科班出身的人。经历各不相同的人，用于判断中国人的标准不同，因此回答也就不同。大多数外国人或许会说“不多”、“六到八个”、“十一二个”，都有可能。偶尔也会有人说“有很多，我都记不住了”。但我们必须相信，有头脑而又看得准的观察家，在真心诚意的情况下，很少会作出这最后一种回答。
观察一个民族视为理所当然，并据此身体力行的事情，是有远见的。在讨论互相猜疑这一中国社会生活的要素时，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不能相信别人，其理由，他们太清楚了。正是这种境况，使中国的未来如此地充满不确定性。整个统治阶级，不是这个帝国最优秀的，反而是最糟糕的。一位聪明的道台曾对一个外国人说。“大清国所有为官者都是坏人，应该杀掉，但杀了我们也没用，因为我们的继任也比我们好不到哪里去。”中国有句谚语：蛇钻窟窿蛇知道。而中国的官僚阶层，又不为他们的下一个阶层——商人阶层——所信任，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他们知道，所谓“改良”只不过是一种涂抹，很快就会剥落。一个中国泥瓦匠，用没有和好的灰泥造了很多烟囱和屋顶，却用大量时间抹平其外表，而他明明知道，头一次生火，烟囱就会往下灌烟，头一次遭雨淋，屋顶就会漏水。中国的很多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只要开发这个帝国的资源，中国就会足以富国，但如果没有信心的话，胆小谨慎的资金不会从藏身之处自己跑出来。中国有足够的学问，可以满足各种需要。中国不缺人才，但缺乏相互信任，以真诚目的为基础的信任，所有的一切都不足以振兴这个帝国。
几年前，一个颇有见地的中国人来找笔者商量，是否有可能想点办法，来解除这个地方在水井方面的极大麻烦。这些井是按中国通常的办法挖成的，井壁从上到下用砖砌成。但由于当地的土质不好，过段时间整个地面就会下沉，整口井，连同里面的砖开始一起塌陷，只剩下一个小洞可以打水，最后完全坍陷干枯。与直隶省这个不幸的地方试图用来疗救各种弊病的办法相似，任何疗救中国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的药方，都不够深入本质。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最终只会表明，一车车的好东西，却埋葬在绝望的深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