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足够的想像力来理解对我来说遇见你们一家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悲剧吗？你知道，对任何一个失去了伟大的地位、伟大的名声以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悲剧吗？你的家庭里，几乎没有一个成年人——波西除外，他确实是个好人——不以某种方式促成了我的毁灭。
我向你说起你母亲时曾带着一些怨恨。我极力主张你让她看看这封信，这主要是为了你自己的缘故。对她来说，读到这样一种对她的一个孩子的控诉状一定是很痛苦的，那就让她回忆一下我母亲——一个在思想上可与伊莉莎白·巴雷特·白朗宁等列，在历史上可与罗兰夫人的地位相当的妇人——因为她曾为自己儿子的天才和艺术感到那么骄傲，而现在，这个她认为可以继承一个杰出名字的儿子，却被判罪入狱两年！你可能会问我，你的母亲以什么方式促成了我的毁灭，我可以告诉你。就像你尽力把一切不道德的责任转移到我身上一样，你母亲也尽力把她所有与你有关的道德责任都推到我身上。她不是像一个母亲应做的那样面对面与你谈你的生活，而是一直私下给我写信，并热切而恐惧地请求我不要让你知道她一直在给我写信。你明白厂我在你与你母亲之间的地位了吧！这与我在你与你父亲之间的地位一样是错误的、可笑的、悲剧性的。在１８９２年８月及１１月８日，我与你母亲就你有过两次长谈，两次我都问她为什么她自己不直接与你谈话，她两次都回答说：“我怕说到他时，他会变得非常愤怒。”第一次时，我对你了解还太少，所以我还不理解她那句话的意思；第二次时，我对你已非常了解，所以我完全明白了她的苦衷（两次谈话之间，你得了黄疸病，医生要求你去勃内莫斯一个星期，你因为不愿一个人去，就让我陪你一起去了）。但母亲的首要责任不是害怕与自己的儿子进行严肃的谈话，如果你母亲能与你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就她所看到的你在１８９２年７月所处的困境，让你向她坦白一切，那样结果会更好，最终会使你们两人都更幸福。她与我进行的一切间接的、秘密的联系都是错误的。你母亲没完没了地给我写信，信封上还都标记着“私信”字样，请求我不要太经常地请你吃饭，不要给你一分钱，每封信的结尾都有一个热切的附言：“无论如何不要让阿弗雷德知道我曾给你写信！”这种信能有什么用处？你曾等着我邀请你共进午餐吗？从来未有，你总是把与我一起吃饭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我反对，你就会说：“如果我不与你一起吃饭，那我到哪儿去吃呢？你不是说要我回家吃饭吧？”这种问题是我无法回答的。而且，如果我绝对拒绝你与我一起吃饭，你就会威胁说你要做一些蠢事，而且也始终是真做的。父母写给我的那些信，除了确已发生过的把她的道德责任愚蠢地致命地推到我肩上外，还能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至少这也证明了你母亲的软弱和缺乏勇气，以及对她自己、对你和我都是毁灭性的各种各样的细节，我不想再多说，但毫无疑问，当她听说你父亲来到我房里大吵一通，并且制造了一个公开的谣言时，她那时就可能看到一种严重的危机已迫在眉睫，但她采取了某些认真的步骤以尽力避免这种危机了吗？她能想起的只是给善于花言巧语的乔治·温德海姆捎信，让他利用自己的伶牙俐齿向我建议——什么建议呢？就是要我逐渐地疏远你！
好像我一直可能逐渐地疏远你似的！我已经用了每一种可能的方式来试图结束我们的友谊，有时竟然要离开英国，在国外给你一个错误的地址，希望快刀斩乱麻，一下子割断我们之间那种已变得令我厌烦、憎恨、会毁灭我的联系。你认为我能“逐渐地疏远你”吗？你以为那就能满足你的父亲吗？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你父亲真正想要的不是我们友谊的中止，而是一个公开的谣言，这才是他竭力想得到的东西，他的名字已经有好几年没出现在报纸上了，他看到这个机会能使他重新以一种全新的、充满慈爱的父亲形象出现在英国公众面前，于是，他的所谓幽默感就活跃起来了。如果，我保持了与你的友谊，那会使他感到极其失望的，而且，第二次离婚案造成的小小的声名狼藉，不管在细节和起因上是多么令人厌恶，但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安慰，因为他要的是轰动，是要成为所谓纯洁的先驱，就目前英国公众的状态而言，这是成为英雄人物的最可靠的方式。我在自己的一个剧本中曾说过，这种公众，如果这半年他做了卡利班，那另半年他就成了答尔丢夫，而在你父亲身上，可以说具备了这两种特征。他就是用这种方式脱颖而出，成为清教主义的最敢作敢为、最独特的合适代表。逐渐疏远你不会有任何效果，即使可以疏远你也不行。难道你现在不觉得：你母亲必须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在你和你哥哥在场的情况下，明确向我说明我们的友谊必须完全中止吗？她会发现我是一个最热心的附议者，并且，有我和卓莫郎瑞在房子里，她也不必害怕说给你听。但她没有这样做，她害怕自己的责任，并试图把这种责任推到我身上。她确实给我写过一封信，信很短，是要求我不要把律师写的警告你父亲停止所做的一切的信交给他。她说的很对，我咨询律师并寻求他们的帮助确实是可笑的行为，但她信尾又出现了她常用的那句附言：“无论如何不要让阿弗雷德知道我给你写过倍！”这就抵消了她的信可能产生的任何效果。
当你想到我把律师的信送给你父亲及你自己时真是欣喜若狂。这是你的建议，我不能告诉你你母亲强烈反对这样做，因为她已用最严肃的诺言，即永不告诉你她给我写的信，束缚了我，而我竟愚蠢地遵守—厂诺言。难道你不明白，她不直接与你对话是错误的吗？她与我的所有那些偷偷的会面、秘密的通信都是错误的吗？没有人能把属于自己的责任推到其他任何人身上，它们最终会各归其主的。你有一种生活观，或一种哲学——如果你还有什么哲学的话——即是不论你做什么，都要由别人付出代价，我不只是指钱方面的代价——那只是你的哲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应用——而是在更宽泛、更全面意义上的转移责任。你以此作为你的人生信条，而且事实证明你的哲学取得了很大成功。你迫使我采取行动，因为你知道你父亲无论如何不会攻击你的生活或你自己，而我却会为—厂保护我的生活和我自己而竭尽全力，并承受一切落到我身上的打击。你的估计是很正确的，你父亲与我虽然彼此目的不同，但都老老实实地按照你所希望我们做的那样去做了，但无论如何，在某种程度上，你也不能真正逃脱。“婴儿撒母耳理论”，就像人们为简洁起见所称呼的那样，也被一般民众运用得很好。这种理论在伦敦可能会受到很多嘲笑，在牛津会受到一些讥讽，但那只是因为这两处都有一些认识你的人，因为你在这两处都留下了你通过的痕迹。在那两座城市里的这一小部分人之外，还有大多数人都认为你是一个差一点被一个邪恶的、不道德的艺术家诱人歧途的优秀的年轻人，幸亏你那仁慈的爱你的父亲及时把你拯救出来了：这听起来真是太妙了！然而，你知道自己没能逃脱。我不是在提一个只有陪审团才会问的那种愚蠢的问题，这种问题自然要受到法官和审判员的轻蔑对待，对此没有人关心。我指的或许主要是你自己。在你自己眼里，并且将来你不得不想到你的行为，你不会，也不可能对事情已发生的那种方式感到满意。私下里你想到自己时一定会感到许多羞耻。用厚颜无耻的面孔面对大众无疑是很好的，但当你时不时地独自一人没有观众时，我想，即使只为了呼吸，你也会不得不拿下你的面具吧！否则，你一定会被窒息而死的。
你母亲有时也一定会以同样的方式忏悔她试图把属于她自己的重大责任推到另一个已经承受了足够的负担的人身上。对你来说，她既是父亲，又是母亲，她真的履行了其中的任何一种责任了吗？我讨厌你的坏脾气、你的粗鲁和争吵，那么，她也会有同样的感觉。我上次见到我妻子时——距现在已经有１４个月了——我告诉她说，她也将不得不既做西瑞尔的母亲，又要做他的父亲。我把你母亲管教你的方式详细地告诉了她，就像我在这封信里讲过的一样，只是自然要比信里讲得更详细些。我告诉她你母亲为什么要把没完没了的信封上带着“私信”标记的信送到泰特街，听了我的话，我的妻子常笑着说，我们一定是在合写一部社会小说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我请求她不要像你母亲对待你那样对待西瑞尔。我告诉她，她应该把他抚养大，因此，如果他流了无辜的鲜血，他会跑来告诉她，而她应该先擦净他的手，然后教给他以后如何用苦修或赎罪净化自己的灵魂。我告诉她，如果她害怕面对对另一个生命的责任，即使这个人是她的儿子，她应该为孩子找个监护人来帮助她。我可以高兴地说，她照我说的做了，她已选择了阿德让·霍晋——一个出身和教养高贵、性格善良的男人，即她的堂兄，你曾在泰特街见过他一次——做孩子的监护人，与他在一起，西瑞尔和薇玮安就获得了一个能拥有美好将来的好机会。如果你母亲害怕与你进行严肃的谈话，她也应该在她的亲戚们中间选一个你会听他话的监护人，但她本就不应该害怕。她应该与你一起坦诚地讲清楚并勇敢地面对各种问题。无论如何，看看事情的结果，她会感到满意和高兴吗？
我知道她谴责我，我不是从认识你的人、而是从不认识你也不想认识你的人口里听说这件事的，我经常听说这回事。例如，她最喜欢说年龄较大者会对一个比他年轻的人施加影响，实际上这也表明了她最喜爱的一种对我们交往的态度，而且这种话题往往能成功地投合公众的偏见和无知。我不必问你我对你起过什么影响，你知道我对你产生不了一点影响，而且这也是你借以不断夸耀自己的一个话题，也是惟一一个“装备完善”的话题。实事求是地说，你身上能有什么会受我的影响呢？你的头脑？它是不开化的；你的想像力？是僵死的；你的心？还没有长出来。在所有与我的生活发生过联系的人当中，你是惟一一个我不论用什么方式也不能在任何方面对你产生影响的人。当我因照料你传染了发烧、尤助地病倒在床上时，我对你的影响甚至不足以让你为我取一杯牛奶、或看到我也需要一些病人常用的必需品、或费心开车走２００码远去书店用我的钱给我买一本书。当我实际上在从事写作，并要创作一部比康格里夫的剧作还要辉煌、比小仲马的剧作还要富于哲理的喜剧，并且已经为剧中的每一个不同的人物设想了不同的性格时，我对你的影响却不足以使你离开我，不打扰我，让我得到一个艺术家应该得到的安静。我在哪个房间写作，哪个房间就成了你的日常休息室，你在那儿吸烟、喝莱茵河白葡萄酒和赛尔脱兹矿泉水，闲谈一些荒唐的行为举止。“年龄较长者对一个比他年轻者的影响”这句话在传到我耳里之前是一种极妙的理论，但之后就变得不可思议了。当这句话传到你耳里时，我猜想你肯定会笑——对着你自己笑——你当然有权利这样做。我也听说了许多她谈到钱的话。她“绝对公正地说”，她不停地请求我不要给你提供钱。我承认这一点，她没完没了地给我写的每一封信的结尾都加上一句话，“恳求你不要让阿弗雷德知道我给你写过信”。但对我来说，我并不愿意为你花钱买任何一件东西：从早晨用的剃刀到晚上用的马车。为你提供钱对我来说是一种可怕的折磨，我过去常就此向你抱怨——你也记得，对吗？——我是多么不愿意你把我看做一个“有用”的人，一个艺术家是多么不愿意被人这样看待或对待啊！因为艺术家，就像艺术本身，从本质上讲是非常不实用的。当我过去对你说这句话时，你常常会发怒，真理总是让你发怒。实际上，真理是一种听起来最痛苦，说出来也最痛苦的东西，但这并没有使你改变自己的观念或生活方式，每天我都不得不支付你在一天内所用、所做的每一件东西和事情。只有一个老好人或极愚蠢的人才会那样做，而我不幸成为两者的完美结合。当我过去向你提出，你母亲应该提供你所需的钱时，你始终给我一个极漂亮、优雅的回答，你说，你父亲允许她支配的钱每年大约只有１５００镑。我相信，对像她那种地位的妇人来说，这些钱是相当不够用的，你不能再向她要更多的钱了。你以为她的收入与她所处的地位和具有的情趣是绝对不相称的，这是对的，但你不应以此作为靠我过奢侈生活的借口，相反，你应该因此提醒自己在生活中要节俭一点。事实上，你是，而且仍会是一个典型的感伤主义者，因为一个感伤主义者只是一个想白白地浪费感情的人。你主张节省你母亲的钱袋是美的，而你在花我的钱时如果我主张节省就是丑的。你以为一个人可以白白地享受自己的感情，但这是做不到的，即使最美好、最具自我牺牲精神的感情也不得不付出代价，奇怪的是，这就是使它们美好的东西。平常人的思想和感情生活是很令人卑鄙的事情，因为他们的思想都是从一种“思想的流通图书馆”借来的——这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时代的时代思潮——而每到周末归还时，这些思想已被他们弄得污秽不堪了。这种人也一直试图赊购自己的感情，所以，当账单送到他们手上时，他们就拒绝付款。你应该抛弃那种生活观，一旦你为一种感情付出了代价，你就会知道它的性质，并能更好地理解它。你要记住，感伤主义者在内心始终是一个犬儒主义者，感伤实际上只是犬儒主义的库存假日。从思想方面说，尽管犬儒主义者是快乐的，但既然它是把“浴缸”当做俱乐部的，那它永远只能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的完美哲学。犬儒主义有其社会价值，因为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一切表现形式都是令他们感兴趣的，但就它本身来说，则是可悲的，因为对真正的犬儒主义者来说，一切都是不可知的。
我想，如果你现在回想一下你对你母亲收入的态度，以及你对我的收入的态度，你就不会为自己感到骄傲了；或许，如果你没让你母亲看这封信，将来有一天你可以向她解释，说你从未问过我愿不愿意让你依靠我生活，你采取的这种忠诚于我的方式只是一种特殊的、我本人最厌恶的方式。在你眼里，事无巨细都要由我来替你付钱给你提供所有童年的魅力。你坚持由我出钱使你享受每一种快乐，你以为你这就发现了永保青春的秘密。坦率地说，当我听说你母亲谈论我的话时，我非常伤心。我相信你思考后也会与我有同感：即如果她对你们家族带给我的毁灭没说过一句悔恨或悲哀的话，那她最好保持沉默。当然，她没有理由看到这封信中提到我经历的精神发展或我希望达到的任何起点的部分，那不会引起她的兴趣。但如果我是你，我就会让她看到那些纯粹是谈你的生活的部分。
事实上，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介意被人虚伪地爱着。一个人没有理由向公众展示他的生活，因为公众是没有理解力的，但对人们期望得到他们的爱的那些人来说情况就不同了。我的一位伟大的朋友——与我保持了十年的友谊——不久前来看我，他告诉我他一点也不相信人们对我的议论，并且希望我知道。他认为我是非常无辜的，是你父亲编造的险恶阴谋的受害者。听了他的话，我的泪水喷涌而出，我告诉他，虽然你父亲对我的指控有许多是假的，是出于恶意转加到我身上的，然而我的生活的确也充满了邪恶的快乐和奇怪的激情，所以，如果他不能接受并完全理解这个事实，我就不可能再与他做朋友，或与他在一起。他听了这些话非常震惊，但我们是朋友，我与他的友谊从来不是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上的。我曾对你说过，说出真理是一件痛苦的事，但被迫说谎更痛苦。
我记得，在对我进行最后一次判决时，我坐在被告席上听洛克伍德对我的可怕的痛斥——像塔西佗说过的话，像但丁书中的一句话，也像萨沃那洛拉在罗马对主教们的抨斥——他的话使我感到恐惧和厌恶，我突然想到：“如果这一切都是我自己说出来的，那该是多么辉煌啊！”然后我立刻明白说别人如何如何毫无意义，关键在于谁说。我毫不怀疑，一个人最高尚的时刻就是他跪在尘土中，敲打着自己的胸膛说出自己生活中的一切罪恶的时候。对你也是这样，如果你让你母亲稍微了解一点你的生活，你就会比现在幸福得多。我在１８９３年１２月就这个问题与她谈了许多，当然，因为我被迫要保持沉默，所以我只能这样笼统地说，但我这样做似乎并没有给她多少勇气来与你联系，相反，她比以前更固执地回避看到事情真相。如果你亲口告诉她，情况就不同了，对你来说，我说的话有时可能太刺耳了，但你是不能否认事实的。事情就是我说的那样，如果你尽可能按照你应采取的态度认真地读了这封信，你就会面对面地与自己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