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本身并没有多少价值，确实没有真正的存在价值——让我们再次感谢玄学，感谢它教给我们的某些东西。只有精神是有意义的，惩罚可以用一种将会治愈而不是制造伤口的方式施予，就像施舍品可以用一种使面包在施舍者手里变成石头的方式施舍一样。这儿出现了怎样的一种变化啊——不是规则的变化，因为它们被用铁的命令固定下来了，而是把规则作为自己的表达方式的精神的变化——当我告诉你，如果我在去年５月被释放，就像我努力想争取的那样，我会带着将会毒害我的生活的强烈仇恨，带着对监狱和每一位看守的憎恶离开这个地方。我多坐了一年监狱，但仁慈一直在监狱里陪着我们所有的人。现在，当我离开监狱时，我会一直记得：在这里的几乎每个人都曾给予过我伟大的仁慈，在我离开监狱的那一天，我会感谢这儿的许多人，也会请求他们也要记住我。
监狱体制是绝对地完全地错误的，当我出狱后，我会尽力改变它。我想试试看。世上还不曾有这么错误的东西，即仁慈的精神，也即爱的精神，不在教堂里的基督的精神可以促使其至少可能不带过多的心灵痛苦——尽管不能十全十美——而产生的东西。
我也知道，外面的许多东西在等着我，这是很令人愉快的。从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称做“我的兄弟般的风”、“我的姐妹般的雨’’这两样可爱的东西起，到大都市的店窗和落日，如果我要一一罗列下来仍遗留给我的一切，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在哪儿停笔：因为，上帝确实是为我，也像为其他任何人一样创造了这个世界。或许我走出监狱时能带着某些以前没有得到过的东西。我不必告诉你，对我来说，“道德的再造”就像神学的改造一样是毫无意义的和粗俗的，但是，虽然宣称要做一个更好的人只是一种非科学的愚言，那么，变成一个“更深沉”的人就是那些曾受过苦的人的特权了，我是已成了这样一种人了。你也可以自己判断你是哪一种人。
如果我出狱后，我的一个朋友设宴待客，即使他不邀请我，我也毫不在意，因为我自己可以做到卜分快乐，有了书、自由、鲜花和月亮，谁还能不快乐呢？况且，盛宴对我早已没用了，我已经为此劳神太多。对我来说，生活的那一曲已经结束，我敢说是非常幸运地结束了。但是，如果我出狱后，我的一个朋友有了悲哀并拒绝让我分担他的悲哀，我就会为此感到非常伤心。如果他在早晨把我关在门外，我会一次次地回来，请求他汁我进去，以使我分担到我有权利分担到的东西。如果他认为我不值得分担他的悲哀，不适合与他一起哭泣，我应该感到这是一种最残酷的屈辱，一种加于我身上的最可怕的羞辱，但这样的事可能不会有吧！我有享受悲哀的权利，淮能看到世界的美，能分享它的悲哀，认识到两者所蕴含的某些奇妙的东西，谁就能与圣物取得直接的联系，就能像人们所能接近的那样接近上帝的秘密。
或许在我的艺术卜与在我的生活上一样，会出现一种更深刻的含义，一种更伟大的激情的统一和一种直率的冲动。现在艺术的真正目的不是追求广度而是追求强度。我们已不再关心艺术的类型，我们不得不这样做，这是一个例外。不须说，我不能把我的痛苦注入艺术所具有的形式里去，艺术只有在不模仿时才能真正开始。但我的作品中必须注人某种东西：或许是语言的更充分的和谐，或是更丰富的音调，更奇异的色彩效果，更质朴的结构顺序，或至少是某种审美特性。
当玛斯雅斯的“四肢被切断时”——用但丁的一句最可怕、最似塔西佗文风的句子说——他不再歌唱了，希腊人说，阿波罗已经是胜利者了，七弦琴已经征服了芦笛。但也许希腊人是错误的。我在许多现代艺术中都听到了玛斯雅斯的叫喊，这在波德莱尔身上表现为悲痛，在拉马丁身上表现为甜蜜和凄凉，在魏尔兰身上表现为神秘；这存在于肖邦的音乐中的延宕的和解，表现在萦绕于伯恩·琼斯的妇人们面孔上不断出现的不满足；甚至马修·阿诺德的《卡利克雷之歌》，也用那种抒情、明晰的音调诉说“甜蜜感人的七弦琴的胜利”和“著名的最后的胜利”，即使在萦绕于他的诗歌中的为怀疑和失望所扰乱了的低调里，也隐含着同样多的叫喊。歌德和华兹华斯都帮不了他，虽然他曾先后追随过他们。当他追求去为塞西丝悲悼或为斯考尔·吉普森歌唱时，他不得不拿起芦笛奏出自己的音律。但不管弗吉尼亚的佛恩（罗马神话中半人牛羊的神）沉默与否，我都无法沉默。表达之于我，就像树叶和花对监狱围墙上露出的、在风中不停摇曳的黑色树枝一样，是必不可少的。我的艺术与世界之间现在有一道宽阔的鸿沟，但在我与艺术之间则没有，我至少希望没有。
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命运。自由、快乐、娱乐、轻闲舒适的生活是属于你的，但你却不配过这种生活。我的生活是公开的丑名、长期的监禁、悲哀、毁灭和羞辱，我也不配过这样的生活——至少还没有配过这种生活。我记得我过去常常说：我认为我能承受一个真正的悲剧，只要这悲剧穿了紫衣、戴着高贵的悲哀的面具降临到我头上。但现代性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给悲剧穿上了喜剧的外衣，结果使得伟大的现实似乎也成了平凡的、或奇异的、或缺少风格的东西，对于现代性来说，这是确有其事的，对于实际生活来说，也可能一直是确实的。据说，在旁观者看来，一切牺牲都是毫无意义的，１９世纪也不排除在这种普遍法则之外。
我的悲剧，完全是可恶的、卑劣的、缺少风格的。我们穿的服装使我们显得奇形怪状，我们是悲哀的小丑，是心已被打碎的丑角，我们是特地被创造出来要求幽默感的。１８９５年１１月１３日，我被从伦敦带到这儿。那一天，从两点一直到两点半，我穿着囚衣，带着手铐站在克拉彭·江克森的中央平台上公开示众。我被从华德医院带出来时，事先没得到任何通知。在一切可能的目标之中，我是最奇怪的了。当人们看到我的时候，他们只是笑，每一列到达的火车都挤满了观众，没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他们感到有趣了。这样的事当然是发生在他们知道我是谁之前，一等到他们知道了我是谁时，他们笑得更厉害了。整整半小时，我站在那儿，天下着１１月常有的那种灰冷的雨，周围环绕着嘲笑着我的群氓。这件事过去之后的一年内，我每天都要在同一时刻里以泪洗面。在你看来，那种事不可能是那样悲剧性的事，但对监狱中的人来说，眼泪却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在狱中，一个人不哭的那一天也就是他的心变硬的那一天，而不是他的心充满欢乐的那一天。
可是，我现在真正开始感到自己对那些嘲笑我的人比对我自己更感到遗憾。当然，当他们看到我时，我没有站在自己的高台上，而是站在桎梏内的，但是只关注在高台上的人，是一种非常没有想像力的本性。高台也可能是一种非常不现实的东西，桎梏却是可怕的现实。他们也应该知道如何更好地理解悲哀。我已说过，悲哀后面始终潜藏着悲哀，更聪明一点地说，悲哀之后一直有灵魂存在。嘲笑一个处于痛苦中的灵魂是一件可怕的事，嘲笑者的生活是不美的。在简单得令人感到奇怪的世界经济制度里，人们只获得他们施予的东西，对那些没有足够的想像力去洞察事物的表面并感觉到怜悯的人来说，除了嘲笑的怜悯之外，还会有什么怜悯能给予他们呢？
我告诉你我被送到这儿的情形，不过是想让你认识到，对我来说，除了痛苦和绝望外，我要从自己所受的惩罚中获得任何一种东西是多么地困难！但我无论如何要这样做，不时还要有片刻的服从和忍受。整个春天可能就隐藏在一枚花蕾里；云雀低矮的巢穴可能包含着通报蔷薇红的黎明到来的欢悦。所以，如果我身上还残留着无论什么样的生命之美，那么这种美也是包含在某些服从、卑下和羞辱的瞬间的。无论如何，我只按照自己的发展路线，并且靠接受我所遭受的一切使自己有资格这样做。
人们过去常常说我太个人主义了，我现在一定要比过去更个人主义，我必须从自己身上得到比过去得到的还要多的东西。实际上，我的毁灭不是因为我在生活中采取了太伟大的个人主义，而是因为我太不个人主义了。在我生活中，一件不名誉的、不可饶恕的、始终令人可鄙的事是我允许自己被迫去向社会寻求帮助以反击你父亲，从个人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以这样的请求来反对任何人都是极其丑恶的事，但我要反对的是有着这样的本性和特性的人，我还能提出什么样的借口呢？
当然，一旦我触动了社会势力，社会就会攻击我说：“你不是一直在反对我的法律吗？你现在怎么又会求助于我的法律来保护你呢？你应该让那些法律得到充分的执行，你应该遵守你所求助的法律！”结果是我进了监狱。在对我进行三次审判（第一次是在警察局）的过程中，我常常痛苦地感到我所处地位的可笑与羞辱。我常看到你父亲奔跑着出出进进，希望吸引众人的注意力，似乎任何人都不能不记住或提及他那赛马人似的步态和衣服，弯曲的腿，扭结的手，下垂的低唇，残忍、愚蠢的狞笑。即使他不在那儿或我看不见他时，我也常常能感觉到他的存在，大法庭的光秃秃沉闷的围墙，法庭上的气氛，在我看来有时都是被挂起来的那个猿猴似的脸的多种面具。当然，没有人像我败得那么不体面，而且是被这样卑鄙的手段击败的。我在《道林·格雷的画像》里说过“在选择自己的敌人时，人不能过于仔细”，我想不到自己是被这样一个低贱的人弄成一个低贱的人了。
这就要求我、迫使我向社会呼吁帮助，在这件事上，我是那么蔑视你，也蔑视自己屈从于你。你不把我理解为一个艺术家是很可以原谅的，你的性情决定了你无法阻止自己不这样做，但你应该把我理解为一个个人主义者，而这是不需要什么教养就能做到的，但你没有，因此你就把一种与生活完全不相容，从某些方面看是完全毁灭生活的平庸因素带进了生活。生活里的平庸因素不是不能理解艺术。像渔夫、牧羊人、农夫、百姓及其他这样可爱的人，对于艺术就一点也不了解，他们就是地之盐啊！他们就是支撑并帮助社会的笨重、繁杂、盲目、机械之力的平庸之人，当他们在一个人或一种运动中遇到动力时，他们却不认得它。
人们以为，我以食生活里的恶，并以与它们相伴为乐，所以我是很可怕的，但是，作为生活中的艺术家，从我用以接近它们的观点来看，它们是有着快乐的暗示性和刺激性的。这就像用豹做成的盛宴，危险只是兴奋的一半。我过去常有一种玩蛇人才会有的那种感觉。当玩蛇人引诱眼镜蛇从用来装它的涂色布块或芦苇织成的篮子里蠕动出来，并使它根据自己的命令伸展开身子，像水草在溪流中悠闲地摆动那样前后摇动时，他一定会有与我同样的感觉。他们，对我来说就是金灿灿的蛇里颜色最鲜亮的那种蛇，他们的毒药是它们完美的一部分。我所不知道的是，当他们用毒牙咬伤我时，背后的怂恿者竟是你，并且是为了惩罚你父亲。我丝毫不为结识他们而感到羞耻，他们都是很有趣的，我真的感觉羞耻的是你带给我的那种可怕的平庸氛围。我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使命是与埃里厄尔为伴，但你却使我与卡利班争斗。我发现自己没有像《莎乐美》、《佛罗伦萨悲剧》和《神圣的妓女》这样美的、鲜亮的、富于音乐性的作品，而是被迫去给你父亲送去一封律师写的长信，并且不得不被迫去请求我一向反对的东西。克勒保恩和阿特肯在他们与生活的不名誉的战争中表现得是很出色的。取悦他们这种人是一种令人震惊的冒险，大仲马、切利尼、戈雅，埃·爱伦·坡或波德莱尔也会做同样的事。我所厌恶的是想起我在你的陪同下没完没了地到律师事务所，在苍白的房子里忍受着众人可怕的注视。我坐在面色严肃的人们中间，向一个秃顶的男人说着严肃的谎话，直到我确实因厌倦而呻吟和打呵欠为止。就是在那种地方，我发现，在与你有了两年的友谊后，我已站在了平庸的中心，远离了一切美丽的或辉煌或奇妙或勇敢的东西，最终我不得不为了你的利益而成为行为上高雅正派、生活上遵循清教主义、艺术上主张道德的先驱。我的厄运从此开始了。
我感到奇怪的是，你试图模仿你父亲的主要性格特征，我不明白，在那些本该引起你警惕的方面，你却以他为榜样，我只知道，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两人之间有了仇恨，他们也就有了同样的契约或手足之情。我想，根据某种奇怪的同类相斥的法则，你们之所以彼此仇恨，不是因为你们在那么多方面有不同，恰是因为在某些方面你们太相似了。１８９３年６月你离开牛津大学时，你不但没拿到学位，还带了一身的债，尽管你欠的不算多，但相对于你父亲的收入来说，已是相当多了。你父亲因此给你写了一封非常粗俗、激烈、侮辱性的信，而你给他的回信在每一个方面看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也就更不可原谅了，但后来你却很为自己这封信感到骄傲。我记得非常清楚，你曾用一种最自负的神气告诉我说，你可以把你父亲攻击得无招架之功！你们之间进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争斗！你过去常常嘲笑讥刺你父亲，说他为了在附近的一家旅馆给你堂兄弟写下流信，就从他正住着的你堂兄弟的房子里搬出来，但你过去也对我做过同样的事。你不断与我一起在某家公共餐馆吃饭，吃饭时常发脾气或与我争吵，接着就是回到“怀特斯俱乐部”给我写一封最粗鄙不堪的信。你与你父亲之间在这一点上的惟一差别是：你先是通过特殊的信使给我送来你的信，几个小时后你自己就会来到我的房间，不是来道歉，而只是想知道我是否在萨瓦定了午饭，如果还没有，为什么不订。有时，你那侮辱我的信还没到我手上，你竟然就已来到了我的房间。我记得，有一次你要求我邀请你的两个朋友（其中一个我从未见过）一起在“皇家咖啡馆”共进午餐，我照办了，并应你的特别要求提前预订了一桌特别奢侈的午餐。我记得当时特邀的厨师已到了，对酒也作了特别的吩咐，但你不但没来吃饭，反而给我送了一封侮辱信，时间正好是在我们刚刚等了你半小时！我只读了信的第一行就明白了它的意思，然后我把它放进口袋里，向你的朋友解释说你突然生病了，信里讲的都是你的病症。实事求是地说，我一直到去泰特街吃晚饭时才读完那封信，读着它上面那些粗鄙的词句，我不禁无限悲哀地想到：你怎么能写出这种像癫痫病人嘴里的泡沫似的信！这时，我的仆人进来说，你正在客厅里等我，急切地想见我５分钟。我立刻让他到客厅里请你上来，你上来了，（我承认）你看起来很恐惧，脸色苍白。你是来请求我给你出主意并帮助你的，因为有人告诉你，从拉姆莱来了一个男人，是个律师，他要求与你在卡图冈广场会面，你害怕这与你在牛津惹的麻烦有关，或正面临着某种新的危险的威胁。我安慰你说，这可能只是因为某个商人的账单（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并让你留下来吃晚饭，与我一起过了一晚。你对自己那封阴毒的信只字未提，我也未提，我只把它看成一个不幸的人的一种不幸的症状，我们也从未间接提起过这个问题。２点３０分你给我写了封令人厌恶的信，同天下午的７点１５分你就飞跑过来求我的帮助与同情，这种事在你的生活中已是非常司空见惯的了，你这种习惯远远超过你父亲，就像你在其他类似的方面也超过他一样。当他写给你的侮辱信在法庭上被公开宣读时，他自然感到可耻并且假装哭泣，而如果你写给他的信也这样被他的律师在法庭上公开宣读的话，人人都会感到更大的恐惧与厌恶。这不仅表现在你“把他攻击得无招架之功”的语调上，而且表现在你攻击他的方式已远远超出他攻击你的方式，你在这方面比他更高明，因为你用的是公共电报和公开的明信片。我想你或许把这种烦扰人的方式留给了阿弗雷·渥德这样的人，而这正是他们惟一的收入来源！难道不是这样吗？对他来说是一种职业的东西，对你来说只是一种快乐，并且是一种很罪恶的快乐。在我遭受了那么多的痛苦之后，你仍没有放弃你那种可怕的写侮辱信的习惯，仍把这种习惯看做你的一种成就，并在我的朋友们身上，在那些我在监狱时对我一直很好的朋友们身上实践着你的这种习惯，这是你的耻辱！当罗伯特·夏拉德收到我的信，知道不管你用不用我写给你的信，我都不希望你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任何有关我的文章时，你应该感激他得到我对此事的意见并告诉了你，并且无意中使你免得再像以前做过的那样给我造成更多的痛苦。你一定记得，为一个“潦倒之人’，与一封关于“公平竞争”的高傲而平庸的信对英国报纸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它符合英国报刊文章遵循的对艺术家的传统态度，但在法国，这种格调只会使我受到嘲笑，使你受到蔑视。因此，我在了解了一篇文章的目的、格调、表达方式等等之前，是不会允许它发表的。在艺术上，良好的动机毫无价值，所有坏的艺术作品都源于良好的动机。
在我的朋友中，并不是只有罗伯特·夏拉德收到过你的恶毒的、令人厌恶的信，因为他们坚持认为，在所有与我有关的事情上，都应考虑和尊重我的感情与愿望，如发表关于我的文章，把你的诗题献给我、交出我的信及礼物诸如此类的事。你也惹恼了或试图烦扰他们。
难道你不曾想过，在前二年对我进行判决期间，如果我把你当做一个可靠的朋友，我会处于一种怎样可怕的境地？你难道从未想过这一点？难道你从未感激过那些用自己纯洁的仁慈、无限的爱，给我欢乐以减轻我可怕的重负的人吗？他们一次次来看我，给我写美丽而同情的信，不顾谩骂、嘲笑、公开的蔑视和侮辱，站到我身边。我每天都感谢上帝给了我与你不同的朋友，我的一切都是他们给的：我在监狱里读的书是罗比花钱为我买的，当我出狱时，他也会为我买衣服。我不会因为接受用爱和情给予的东西而感到羞耻，相反，我为此感到骄傲。但你是否想过，莫尔·安迪、罗比·罗伯特·夏拉德、弗兰克·哈瑞斯和亚瑟·克利弗顿这样的朋友在给我安慰、帮助、爱、同情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时，他们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想你从未明白过。然而，如果你还有什么想像力的话，你会知道，在我的监狱生活中，不止一个人对我发过善心：监狱的看守祝我早安或晚安，而这并不是他们规定的职责；普通警察以他们朴实、粗率的方式，在我带着可怕的精神绝望往返于破产法庭中尽力安慰我；一个可怜的盗窃犯，当我们一起在旺兹沃思监狱的院子里沉重地移动着脚步时认出了我，他用一种由于长期强制性的沉默而变沙哑了的、只有在监狱里才会有的声音向我低声说：“我为你感到遗憾，这对你这样的人来说比对我们这样的人更艰难。”——我可以说，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你都不会以跪下来擦净他们的鞋上的泥土而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