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异端是什么呢？卡斯特利奥一再回到这个问题上。因为加尔文和宗教法庭的其它审问官宣称，《圣经》是唯一有效的法律文件。比利阿斯非常仔细地在《圣经》的字里行间中寻找着。瞧，他在经典里找不到那个词和那个概念。因为，首先要存在着一个教义的系统、一个正教、一个统一的教义，“异端”这个词才有可能得以流传。要先确定教会，然后才有人背叛教会。在《圣经》里，我们的确发现有关不信教者和有必要对他加以惩罚的记载。但这并不是说，一个不信教者因此就是异端。塞维特斯事件为此提供了证明。那些被称为异端的人，特别是再洗礼教徒，坚持称他们是真正的和真实的基督教徒，把耶稣基督尊为最崇高的和最敬爱的典范。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基督教徒把一个突厥人、一个犹太人或一个异教徒叫做“异端”。异端一定完全是在基督教范围内所犯的罪行。这样，我们得出了一个新的定义：异端者，虽身为基督教徒，但不承认“真实的”基督教义，顽固地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偏离“正”道之谓也。
现在，我们得出了我们的定义了吗？天哪，在五花八门的解释中，我们怎样才能决定什么是“真实的”基督教义，或什么是上帝旨意的“正确”解释呢？我们能够从天主教的、路德派的、兹温格利派的、再洗礼派的、胡斯派或加尔文派的注释中找到异端的定义吗？在宗教事务上，有没有这样一个绝对确定的，使《圣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卡斯特利奥是够勇敢的，他向刚愎自用的加尔文挑衅：用一个不过分的“不”字作答。《圣经》的含义时而清楚时而含糊。这位根本上笃信宗教的人写道：“宗教的真理是在它们神秘的性质之中，在经过一千多年之后，它依然处于不断的斗争之中，直到精神上的爱启示我们，并最终下了结论，鲜血才会停止。”任何人解释的《圣经》都会有错误，所以宗教宽容是基督教徒的首要责任。“如果所有的东西是象上帝的存在那样一清二楚的话，基督教徒就可以很容易地在宗教事务上想到一条路上去。正象所有的国家都因承认存在着一个上帝而联合起来。然而，既然一切都是模模糊糊的，基督教徒就应停止互相谴责。如果我们比异教徒聪明，那么，让我们表现得比他们更好、更有同情心吧。”
卡斯特利奥在他的专题论文中更进了一步。他认为，任何人，虽承认了基督教真理的基本原理，但未能以某种方式取悦于已确立的权威，就被称为异端。因此，异端（在这儿我们终于触及到了事情的核心）不是一个绝对的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一个天主教徒来说，一个加尔文派教徒当然是一个异端；对等地，对一个加尔文派教徒来说，一个再洗礼派教徒当然也是一个异端。一个人在法国是作为真正的信徒，而在日内瓦却是一个异端。反之亦然。凡在一个国家里将成为一个处火刑的罪犯，而在他的邻邦就被推戴成为烈士。“有鉴于在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他们把你称为真正的信徒，而在另一个城市或毗邻的地区，他们蔑视你为一个异端，因此，凡有人希望不被干扰地生活，他必须有象城市和乡村那么多的信仰和宗教。”现在卡斯特利奥得出了他最后的和最大胆的公式。“当我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异端时，我只能发现一个标准：我们在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们的跟里都是异端。”这看来简单之极，几乎陈腐又如此显而易见。但是要说得如此坦率，在那些日子里就需要巨大的道德上的勇气。这一公式的重要性是：在整个时代，领导者们（无论是红衣主教还是教士，天主教徒还是路德教徒）追猎异端是荒谬的，是由于错觉所造成的。成千上万的人受到迫害，被非法判处死刑，被绞杀、溺毙、烧死。他们是无辜的，因为他们没有犯过任何反对上帝和国家的罪行：他们的行动范畴并没有远离他们的同代人，只是在看不见的精神世界里有距离。在世俗的法律上，又有谁被授权去指导他的伙伴的思想，或者把后者最根本的和最私下的信念认为是一个罪行呢？不是国家，也不是任何建立起来的权威。我们在《圣经》上读到过“以尘世君王之物还诸尘世君王”（《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卡斯特利奥引用了路德的话，大意是，尘世的王国只能指挥肉体；就灵魂而言，上帝不希望任何尘世的法律得以盛行。国家有权坚持要求每一子民按外界的和政治的制度办事。因此，任何对内心世界的道德、宗教和（允许我加上）艺术上的信念进行官方干涉，都意味着滥用职权和侵犯公民的神圣权利，只要以上这些方面不明显地涉及背叛政府的实质（用近代的术语来说，只要他们不进行政治煽动）。鉴于“涉及到这些事务时，每一个人都可以个人求助于上帝”，发生在内心世界的事是无需对政府负责的。政府当局和个人见解没有任何关系，那么，为什么他们一碰到一些在哲学信念上与自己不同的人就唾沫四溅暴跳如雷呢？为什么要立即报告警察局呢？为什么要这样杀气腾腾地仇恨人呢？没有和解的精神，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道。只有当我们大家都抑制住自己的不宽容时，才能和平相处。在获得信仰的统一之前，我们即使时时意见相左，至少也要做到共同了解，彼此相爱，和平相处。
“异端”是不应对这些屠杀、对这些玷辱了人名字的野蛮的迫害负责的。他们无可非议。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或信念而找他的岔子。在这个被幻觉和狂热搅乱了的世界上，总是有那么多的罪行，它们是随盲信和理论家的急躁而来的。这些理论家们不承认（除他们自己以外的）任何其它的思想、宗教或哲学是真实的。卡斯特利奥无情地嘲笑如此肆无忌惮的疯狂。“人们是如此坚信他们自己意见的可靠性，或者更确切他说，是他们的错觉肯定了他们自己意见的可靠性，以致于常置别人的意见于不顾。狂妄自大产生残忍和迫害，因此，一个人将不会容忍其它人在任何方面持不同的意见。虽然在今天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少意见，但所有的教派都在谴责其它的教派，并希望至高无上地统治别人。那就说明了为什么会有流放、驱逐、监禁、火刑和绞刑，以及为什么打手们一直力图镇压那些看来会使我们的老爷们和主子们不顺眼的人的原因。他们常常因为一些说不出的理由而暴跳如雷。”一方的顽固，导致了另一方的顽固。其结果是精神上的不宽容，其结果“是残忍，是野蛮，是干兽性行为的欲望。我们今天看到许多人由于被诬蔑而激动，以至于看到有人判了死刑，先仁慈地绞死他，再点火焚尸，他们也会怒气冲冲。”
只有一件事能把人类从野蛮主义中拯救出来——宗教宽容。我们的世界大得足以容纳许多真理。如果人们互相友好的话，就能和睦地同住。“让我们彼此宽容吧，让我们不要谴责别人的信仰吧。”追猎异端人和任何一种对不同观点的迫害一样，是不必要的。鉴于加尔文，为了开脱罪责，祈求权贵们不邮使用火和剑去消灭异端，卡斯特利奥恳请那些当权者“倾向于仁慈那边，永远不要屈服于煽动你去谋杀的那些人。因为，当你面对最后审判时，他们不会站在你的旁边帮助你；他们为了为自己辩护什么都干得出来。请相信我，如果基督今天还在世，他不会建议你去杀害那些叫着基督名字的人，即使在某些细节上他们可能有错，或有可能偏离了正确的道路也罢。”
就象在正常情况下需要解决学术上的问题一样，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平心静气地讨论了那棘手的问题：所谓的异端究属有罪或无罪。在仔细地权衡了正反两方面的理由之后，他要求建立一个自由精神的城市，使那些被追猎的可怜虫有可能有一个避难之所。虽然卡斯特利奥明确地肯定自己的立场，但仍然很谦逊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反观那些宗派主义者，就好象市场上的小贩一样，大声吹嘘他们教条主义的货色。这些气量狭窄的教义至上主义者们，每一个人都从布道台上发出这样的尖叫：只有他，而不是别人所兜售的，是真正的信仰；只有通过他的声音和言论，上帝的意志才得以宣扬。而卡斯特利奥只是简单他说：“我不向你们自称为上帝派未的先知，我从群众中来，厌恶争论，唯一的愿望是：不要通过争吵，而通过有同情心的爱；不要通过外在的实践，而通过心中内在的礼拜来寻求建立宗教。”教义至上主义者彼此对话时犹如小学生对小学生、奴隶对奴隶，但人道主义者却象兄弟对兄弟、人对人地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