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方面的论战中，最优秀的斗士并不是那些毫不犹豫地、热情地投入纷争的，而是那些长时期犹豫的人们。因为后者爱好和平，又因为他们的决定是慢慢形成的。一直到他们竭尽一切可能去了解并认识到求助于权力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才不高兴地拒绝强加于他们的地位，集合起来自卫。但是，那些最难决定战斗行动的人，一旦决定了，就是所有人中间最不可动摇的。卡斯特利奥就是这样的人。作为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他不爱斗争。妥协的方法更合他温和敦厚的宗教天性。就象他精神上的前辈伊拉兹马斯，他知道真理是有许多面的，不管是尘世的还是神圣的，甚至他最重要的一篇著作（一五六二年写成但到现在才印行），公认为重要的命题《论怀疑的诡计》也不是偶然的，卡斯特利奥不停的自我反省，完全不会使他成为一个怀疑论者；他谨慎小心，更多地考虑别人的意见；他宁愿缄默也不愿过早干预一场不相干的争吵。为了内心的自由，他自动放弃了公职和高位；之后，他退出政治生活，宁愿献身于宗教上创造性的事业：把《圣经》译为拉丁文和法文。他在巴塞尔，这最后的宗教自由的国中之国安了一个安静的家。在巴塞尔的大学里依然保存着伊拉兹马斯的遗物，为了这个理由，那些过去的泛欧洲运动的幸存者都逃到那里，以逃避宗教独裁者的迫害。在巴塞尔还住着卡尔斯塔迪，他被路德从德国放逐出来；伯纳丁诺·奥钦纳，罗马宗教法庭在意大利境外追猎他；卡斯特利奥，被加尔文从日内瓦逐出；雷吕斯·素西努斯和科吕斯．赛肯达斯．特利赛；还有低地国家的放逐者，以化名为掩护，再洗礼派的戴维·乔立斯。共同的命运，共同地反对迫害，把这些流亡者带到了一起。虽然在宗教事实上他们彼此都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但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在结成友谊前不必在教义的每一细节都取得一致。形形色色的独裁者既对他们的思想也对他们的身体行使权力，他们与独裁者一刀两断之后，就在巴塞尔过着一种安静隐居的生活。他们不向外界送传单和小册子，他们不发表会引起争论的演说，他们不拉派结党。使他们空前团结在一起的是痛苦。那些在精神领域，同样也在肉体领域日益加强的独裁权力使他们感到痛苦。寂寞的“规劝者”（就象任何反对实行教义恐怖的人后来这样自称的）是根据和平、博爱联合起来的。
这些独立的思想家们，当然把烧死塞维特斯和加尔文为自己的行动辩护的凶恶的小册子看成是宣战。在如此蛮横的挑战面前，他们被愤怒和恐怖激怒了。他们认识到争端是决定性的。如果对这样一个荒谬的行为不起而应战的话，那么，欧洲的思想自由就到了末日。强权会代替正义。“在如此灿烂的黎明之后”，在宗教改革高举的“良心的自由”的旗帜遍及世界之后，难道还要退化回到“昔米莱人的黑暗”吗？难道在某个方面持有与加尔文不同观点的基督教徒都要用火和剑把他们斩尽杀绝吗？在上千个同样的火把从查佩尔高台上引燃之前的关键时刻，难道没有必要高声宣称：凡在精神事务上持有和有权力者不同观点的人，绝对不能象野兽一般地加以追猎，或者把他们象强盗和杀人犯那样残酷地处决。即使已经晚了一点，但全世界一定要明确地懂得，不宽容是非基督教的，而实行恐怖政治是不人造的。为了被迫害者和反对迫害者，我们必须直言不讳。
必须大声地清楚他说出意见——但这仍还可能吗？有许多时候，最简单的和最无分歧的真理，在它能传播出去以前须伪装一下，最人道和最神圣的思想，得象小偷一样戴上假面具和面纱偷偷摸摸地从后门运出，因为前门有巡捕和当局的雇佣军们看守着。历史一再会重现这样荒谬的情景：煽动一个人或一个信仰去反对另一个人或另一个信仰的反而受到宽容和鼓励；而一切妥协的倾向，所有和平的理想却借口他们危及了一些宗教的或非宗教的团体而加以怀疑和镇压。他们被打上“失败主义者”的烙印，由于他们世界性的人道主义者的倾向，他们很可能会暗中破坏虔诚的或爱国的热情。这样，在加尔文所建立的恐怖之下，卡斯特利奥和他的信徒们不敢公开传播他们的观点。一个代表宗教宽容的宣言，一个如同卡斯特利奥等人所设计的那样的对人类博爱的呼吁，甚至在当天就会被精神上的专政的禁令所挫败。
因此，必须要以机巧来对抗暴力。有人特地杜撰了一个名字叫“马丁努斯·比利阿斯”，据说是一本新书的作者。实际上这是卡斯特利奥的书，扉页上出现了假名和假印刷地点（马德堡，而不是巴塞尔）。但最主要是书的内容。表面上，这本书是科学或神学论文，实际上却是营救被迫害的无辜者的呼吁书。它看起来好象有些书生气，内容是博学的基督教士和其它权威人士在讨论问题。（原文是拉丁文，翻译过来就是：）“有关异端，是否应该迫害他们，应该怎样处置他们，许多有学问的新老著作者作了阐述。”确实，无论是谁，只要他翻几页《论异端》就会完全相信，这本书只是一本虔诚的神学小册子。因为在这本书里，他会找到天主教会最著名的神父们——圣·奥古斯丁、圣·克莱索斯托姆、圣·杰罗姆的主张和伟大的新教权威（诸如路德和塞巴斯蒂安·弗兰克）或无党派人道主义者（如伊拉兹马斯）著作中的选段，和平地并列在一起。此书当然只是一册摘自各种不同的哲学家们著作的法理学和神学汇编。它的目的是帮助读者对有关因难问题树立一个不偏不倚的观点。但是，略作一较深入的检查，就能发现，这本书只摘录对异端判决死刑认为是不正常的那些意见。那本书的机巧，那唯一的恶意，在于它的极度认真。事实上，它在权威们谴责用极刑对付异端的许多文章中，插进去一个看来会使加尔文感到特别恼怒的名字：加尔文自己的名字。约翰·加尔文在他自己受迫害的日子里曾经散播过反对残忍地求助于火和剑的观点。杀害塞维特斯的凶手，加尔文，被以前的加尔文谴责为违反基督教义。下面是加尔文署名的文章：“使用武器对付那些被教会逐出的人，并否认他们拥有全人类共同的权利是反基督教义的。”
但是，衡量一本书的价值是它公开表示了什么，而不是隐藏的看不出来的意义。在给沃登堡公爵的献辞中，卡斯特利奥是一丝不苟的。这篇献辞的开头和结尾，把神学选集的编辑者提高到逃亡的论战者的水平之上。虽然给公爵的献辞不过寥寥十几页，但它们是主张思想自由和在欧洲有一个神圣避难所的首次记载。虽然所写的仅对异端有利，献辞仍为后来那些因要求政治上或哲学上的独立而遭到迫害的人们，作了生动的辩护。对精神正义宿仇的斗争，对那些希望镇压与他们宗派相反意见狭隘性的狂热者的斗争，在此明确地展开了。现在，那宗教限制的概念胜利地对抗着宗教宽容的概念，后者的散布，是在地球上清算仇恨的唯一方法。
卡斯特利奥以不带偏见的逻辑性，明晰地、无可辩驳地发展了他的论点。争论的问题是：对纯粹思想上触犯的异端是否应加以迫害、处死。但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卡斯特利奥质问道：“异端这一术语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对谁可加以异端的称号而不失公正？卡斯特利奥口答如下：“我不相信所有名为异端的是真正的异端……这一称号在今天已变得如此荒谬、”如此可怖、具有如此耻辱的气氛，以致于如果有人要去掉他的一个私仇，他发现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控告这人是异端。一旦其它人听到这可怕的名字，他们就吓得魂飞魄散，掩耳不迭，就会盲目地不仅对被说成是异端的，而且对那些胆敢为他讲一句好话的人进行攻击。”
卡斯特利奥拒绝传染上这样的迫害歇斯底里症。他知道，每一时代都会发现一群新的倒霉鬼，成为倾注集体仇恨的怨府。有时候是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时候是由于他们的肤色、他们的种族、他们的血统、他们的社会意识、他们的哲学。那些比较小和弱的团体的成员们，被用来作为潜藏在我们身上这么多的精力发泄的靶子。口号和时机可以改变，但中伤、蔑视和破坏是不变的。现在，卡斯特利奥宣称，一个聪明人是不会被这样诽谤性的言论所蒙骗，也不会由于群众本能的愤怒而随波逐流的。他怀着进一步献身于公正和正义的决心，一次又一次地探索着公理。因此，就异端而论，“马丁努斯·比利阿斯”拒绝采取权威性的态度，除非他能全面掌握这一个词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