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一消瘦的、苛酷的人进入科纳文门时，一个最重要的、空前的实验便开始了。国家要转变成一个僵硬的机构。无数的心灵、具有这样那样感情和思想的人们，要纳入到一个无所不包的和独一无二的体系之中。这是欧洲第一次尝试：以一种思想的名义，把一致服从强加于全民。加尔文开始有条不紊地致力于实现他的计划：把日内瓦改造成尘世上第一个上帝的王国。这是一个没有污染、没有腐化、动乱、堕落或罪恶的公社；日内瓦要成为新的耶路撒冷，成为一个中心，从这里辐射世界的拯救。这唯一的思想扎根在加尔文的生命里，他将全部的生命奉献给这一思想。这位钢铁一般严酷的理论家，以最严肃、最神圣的态度对待他崇高的乌托邦。在他精神独裁统治的四分之一的世纪里，加尔文从来也没有怀疑过：当他要求他的追随者“正直地”生活时，他正在恩赐给他们以巨大的利益，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应该按照上帝的意志和指示生活。
乍一看去，这似乎够简单的。但是细细一想，疑问就出来了。上帝的意志是怎样被认识的呢？上帝的指示从何处可以发现？加尔文回答说，在福音书那儿。而且只有在那儿，在永恒的《圣经》中。这是活生生的、不朽上帝的意愿和旨意。这些经典由于意外，没有为我们保留下来。上帝明确地把不成文所传的写成了文。这样，上帝的戒律就清楚易懂，并被人们铭记在心，福音先于教会、高于教会，凡真理皆无所不包。因此，在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国度里，上帝旨意，就是至高无上的道德、信仰、法律和生活的体现。《圣经》作为一部书，体现了全部的智慧、全部的正义、全部的真理。对加尔文来说，《圣经》就是始终，就是首尾。对所有事物的所有决定，必须以《圣经》的内容为根据。
就这样，上帝旨意的成文就成为世间行为至高无上的权威。看来加尔文不过是重复宗教改革最初的、众所周知的要求，但实际上，他跨了一大步，超出了宗教改革的范围，井完全从原有的思想圈子里冲了出来。因为宗教改革在开始的时候是作为一种在精神和宗教事务上保证和平的运动。它意图把福音交给每一个人而不加任何限制。是个人信仰，而不是由罗马教皇和基督教协进会塑造基督。这一“基督教徒的自由”由路德开创，它连同每一其他形式的精神自由，被加尔文无情地从路德派的信徒那里夺走了。对加尔文来说，上帝的旨意是绝对清楚的。他因此颁布命令说，除他一人外，任何人都不准阐述上帝的旨意或注释神圣的训谕。正象石柱支撑着教堂的屋顶一样，《圣经》的词句必须支持教会，使它永远保持稳定。上帝的旨意已不复起“世界的普遍规律性精髓”的作用，已不作为永恒的创造和有改革能力的真理，而仅作为一劳永逸阐述日内瓦基督教法律的真理。
就这样，加尔文创立了一种基督教正教以代替罗马天主教。可以十分公平他说，这一新型的教条独裁统治，已打上《圣经》统治集团的烙印。从此一本书成了日内瓦的上帝和法官。上帝是立法者，上帝的传教士是独家阐述那神圣法律的权威。在某种意义上，是摩西天命的法官，是凌驾于国王们和百姓们之上的法官；他是由权力装备起来的，对抗它即为犯罪。除宗教法庭所作的解释外，其他的一概无效。日内瓦立法的基础，是宗教法庭而不是市行政会。只有他们才能够裁决什么是许可的和什么是禁止的。谁胆敢向他们的统治挑战，他就该倒霉；谁否定教士独裁统治的合法性，他就是反对上帝。对《圣经》妄加评论将立即付出血的代价。武力的统治，由向往自由的运动引起，而反对自由思想，却往往比反对异端势力更为厉害。那些靠革命起家当上官的人们，成了进一步改革的最愚昧最不宽容的反对者。
凡独裁者在开始时总是试图实现一个理想。但理想总是从企图实现它的人那里取形上色的。加尔文教条是精神上的一个创造，因此不可避免地在外表上酷肖它的创造者。任何人，只要看一看加尔文的相貌，就可以预见到，与以前对基督教义作出的解释相比，这一教义将更加苛刻、更加乖僻和暴虐。加尔文的脸庞酷似石灰岩，宛如一幅孤寂、遥远、多岩石的风景画。情调可能神圣，但没有一点儿人性。凡是能使我们的生命丰硕、快乐、美好、温暖、富于情欲（取这个被滥用了的词的好的方面的解释）的东西，在这张不仁慈、不合群、不适时的禁欲主义者的脸上是看不到的。加尔文的脸长而椭圆、粗糙丑陋、多棱、阴郁、不和谐。前额狭窄严肃，下面是深陷的、象灼炭般闪光的眼睛。鹰钓鼻专横地从凹下的面颊中间突出；薄薄的嘴唇在脸上构成一个横向的裂缝，一张难得有笑容的嘴巴。无光泽、苍白的皮肤上没有血色。这张脸看上去是那样的惨白和病态，就好象因为发烧连颊上的血都已被吸血蝙蝠吸光了一样。只在愤怒之下，在刹那间，它才变成潮红。这先知的胡须（所有加尔文的信徒和教士都尽可能模仿他们大师的式样）徒劳地在那暴躁易怒的面容上添加上男子汉活力的外表。稀疏的头发，象它们所附的脸皮一样，毫无生气。它们不象古画里摩西的髯，威严地下耷，倒象是长在瘠土上稀稀朗朗、一无生意的灌木。
好一张阴暗而寡欢、孤寂而紧张的脸！很难相信会有人要把这一贪婪和好教训人的狂热分子的画像挂在私室的墙上。如果你在日常行动中，一直感到这双警戒而侦察的眼睛在盯着你的话，你会倒抽一口冷气。没有个人的欢愉能同它对抗。泽巴伦尔以西班牙狂热主义者同样的风格，最成功地绘描了加尔文：他代表了禁欲主义者和隐士。在一片漆黑的背景中，人们住在远离世界的洞穴里，都永远看着《圣经》，同时带着其他精神生活的工具，死人的骷髅和十字架。之后陷入那沮丧、黑暗和不可接近的孤寂之中。人类有其不可接近的一面，而终加尔文的一生，就由这一面守卫着。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就穿黑色的衣服。教士的四角帽也是黑的，一直盖住前额，这头戴介于修道士的头巾和兵士的头盔之间。教士飘拂的长袍是黑色的，其长及靴。法官穿官服，他的任务是不断地惩罚人；医生穿长袍，他得永远试图治病救人。黑色，永远是黑色，永远是严肃、死亡和冷酷。除了这职务上的象征颜色外，加尔文从来没有以任何其他装束出现过。因为他希望让人望而生畏，他是穿了执勤长袍的上帝仆人的代表。他不希望别人象一个人和一个兄弟那样爱他。
然而，如果说他对世界是那样的严酷，他对自己的严酷也不少逊。他恪守最严格的教规。为了心灵之故，他只允许他的身体享受绝对的、最低限度的食物和休息。夜间只睡三小时，至多四小时；一天只进一顿节约餐，很快吃完，餐桌前还翻开着一本书。他不散步闲荡，没有任何娱乐，不寻求消遣，特别避开那些有可能使他真正欣赏的事物。他工作、思索、写作、辛勤劳作和战斗，卓越地献身于宗教，从来没有一小时的私生活。
加尔文从来不知道享受青春年华。比方说，他生来就象大人。他的另一主要性格是全然无需声色口腹之乐，肉欲严重威胁了他的教义。其他的改革者们相信并宣称，人可以可喜地领受上帝的天赋，而真诚地为神圣的目的服务。他们基本健康而正常，他们以健康和有力量享受为乐。兹温格里在他的第一个教区里留下了一个私生子。路德有一次笑着说：“如果妻子不要的话，姑娘倒要的”——一言蔽之，他们是男人，乐于痛饮和纵情欢笑。与此相对照，加尔文完全克制了他本能上的情欲成分，或只让它们以最隐蔽的形式出现。他凭着狂热的理智，一直生活在上帝的旨意和精神世界里。对他来说，只有当真理是合乎逻辑、明了和始终如一时，它才成其为唯一的真理。加尔文只知道、只容忍有纪律，嫌恶无纪律。他理智得近乎执拗，他从来不需要任何能使人沉醉的快乐，诸如：醇酒、妇人、艺术或上帝赐与尘世享乐的多种天赋。在一生中，他只有一次是按照《圣经》的传统办事的。他去求婚，不是被情欲而是由信念所驱使——一个已婚的男人可能工作得更好些。他不是自己考虑作出抉择，而是委托他的朋友为他找一个合适的配偶。结果，这个情欲的凶恶敌人险些失误——与一个轻浮的女人订了婚约。最后，在幻想破灭的情况下，他同一个他使之受再洗礼的寡妇结了婚。但命运否决了他享受快乐的资格。他妻子为他育的独子未能活下来，生下几天就死去。之后不久，妻子又死，他成了鳏夫。其时他还不满三十六岁。这个还有二十年活力的男子正当盛年，他得处理结婚事务，得接触妇女，但他从来不再接近其他妇女。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宗教、教士和教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