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领导这个瓦格纳友谊会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公认为权威的作家，一个是权威的乐队指挥。两人都是对瓦格纳信仰极坚的。前者名叫姚西阿·葛林，写过一部《瓦格纳辞典》，可以使人随时随地了解大师的思想，可知者无所不知，可解者无所不解，真是他一生的杰作。他在饭桌上能够整章整卷的背出来，不下于法国内地的中产阶级熟读《毕赛尔诗歌》。他也在《拜罗伊特公报》上发表讨论瓦格纳与亚利安①精神的文字。当然，他认为瓦格纳是纯种亚利安典型，德国民族在亚利安种内是抵抗拉丁的塞米气息的中流砥柱，尤其能抵抗法国的塞米气息的坏影响。他宣告高卢族淫靡的风②气已经给打倒了，但他仍旧天天不断的拚命攻击，仿佛那个永久的敌人始终还有威胁的力量。他对法国只承认有一个大人物，高皮诺伯爵。葛林是个矮小的老人，很有礼貌，象处③女一样动不动会脸红的。——会中另一个台柱名叫哀利克·洛贝，四十岁以前是一家化学厂的经理；然后丢掉了一切去做乐队指挥。他的能够达到目的，一半是靠他的意志，一半是靠他的有钱。他是拜罗伊特的狂热的信徒：据说他曾经穿了朝山的布鞋从慕尼黑步行到拜罗伊特。奇怪的是，这位博览群书，周游大地，做过各种不同的行业而处处显出性格坚强的人，在音乐方面竟会变成一头巴奴越的绵羊。他所有的④那些特出的性格，一到这儿只使他表现得比别人更蠢。因为在音乐方面太无把握，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觉，所以他指挥瓦格纳作品的时候，完全依照在拜罗伊特注册过的艺术家和指挥的演奏法。他要把演出的场面与五颜六色的服装，照式照样的摹仿，迎合瓦格纳小朝廷里的幼稚而低级的口味。他很象那种风魔弥盖朗琪罗的人，临画的时候把原作的霉点都要摹写下来，因为霉点沾在神圣的作品上，所以也是神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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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毕赛尔诗歌》为伏尔泰所作讽刺圣女贞德的长诗，纯粹是反宗教的，曾风行一时。
②亚利安族被认为纯血种的白种民族，源出中亚细亚，经由印度而移殖欧洲，征服土著，并与土著混合。至纯种亚利安族究由现代何种民族代表，言人人殊，或谓日耳曼族，或谓拉丁族。塞米气息系指塞米族的性格。塞米族指今之阿拉伯人，叙利亚人，犹太人。
③高皮诺伯爵（１８１６—１８８２）为法国外交家兼文学家，著有《种族不平等论》一书，认为亚利安族为最优秀的人种；而最纯粹的亚利安种在今日为日耳曼人（但并非德国人，因德国人已与高卢族及斯拉夫族混血），即住居英、比及法国北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淡色头发，脑壳长度大于宽度四分之一的人。此项学说被德国学者利用，并转指德国人为纯种亚利安人，作为大日耳曼主义之根据。尼采与瓦格纳等的主张，皆与高皮诺的学说有关。
④典出法国拉伯雷名著《巨人传》：巴奴越受羊贩邓特诺诟辱，乃购其一羊驱之入海，群羊见之均凭而效尤，纷纷投海，卒至羊贩邓特诺于抢救时亦溺死海中。今以巴奴越绵羊喻盲从之群众。
克利斯朵夫对这两个人物原来不会怎么钦佩的。但他们是交际场中的人物，和蔼可亲，相当博学；而洛贝只要谈到音乐以外的问题也不无趣味。再加他是个糊涂虫，而克利斯朵夫就不讨厌糊涂虫：觉得他们不象明白人那么庸俗可厌。他还不知天下最可厌的莫过于说废话的人，也不知在大家误称为“怪物”的人身上，所谓特色比其余的人更少。因为这些“怪物”其实在只是疯子，他们的思想已经退化到跟钟表的动作相仿。
葛林和洛贝为了笼络克利斯朵夫，对他非常敬重。葛林写了篇文章把他恭维了一阵；洛贝指挥他作品的时候完全听从他的吩咐。克利斯朵夫看了大为感动。不幸这些殷勤的效果给那般献殷勤的人的不聪明完全糟蹋了。他不可能因为人家佩服他而对他们发生幻象。他很苛求；别人佩服他的地方倘使跟他的真面目相反，他就不容许；凡是把他认识错了而做他朋友的，他差不多会认为仇敌。所以他极不满意葛林拿他当做瓦格纳的信徒，在他的《歌》和瓦格纳的《四部曲》中找共同点，——实际是除了一部分音阶相同以外根本渺不相关。而听到自己的作品给排在一个瓦格纳学者的无聊的仿制品旁边，——两头又放着永远少不了的瓦格纳的两件大作，他也并不愉快。
不用多少时候他就觉得在这个小党派里头透不过气来。这又是一个学院，跟那些老的学院一样窄，而且因为它在艺术上是个新生儿，所以气量更小。克利斯朵夫对于艺术形式或思想形式的绝对价值，开始怀疑了。至此为止，他以为伟大的思想到一处就有一处光明，而今他发觉思想尽管变迁，人还是一样：而且归根结蒂，主要还在于人：有怎么样的人，就有怎么样的思想。假如他们生来是庸俗的，奴性的，那末便是天才也会经由他们的灵魂而变得庸俗，奴性；而英雄扭断铁索时的解放的呼声，也等于替以后的几代签下了卖身契。——克利斯朵夫忍不住把这种意思说出来。他痛诋艺术上的拜物教，说什么偶像，什么古典的大师，都用不着；只有瞧不起瓦格纳，敢把他踩在脚下，扬着脸前进，永远看着前面不看后面的人，敢让应该死的死而跟人生保持密切关系的人，才配叫做瓦格纳思想的承继者。葛林的胡说乱道惹恼了克利斯朵夫。他挑出瓦格纳作品里的错误或可笑的地方。瓦格纳的信徒们免不了说这是他妒忌他们的上帝，而且是荒唐可笑的妒忌。至于克利斯朵夫，他相信那些在瓦格纳死后拚命崇拜瓦格纳的人，一定就是在他生前想把他扼杀的人：这可冤枉他们了。象葛林与洛贝一流的人，也有受着灵光照耀的时间；二十年前他们也站在前锋，然后象多数的人一样留在那儿不动了。人的力量太薄弱了，上山只爬了第一段就不济事而停住了，唯有极少数的人才有充分的气力继续趱奔。
克利斯朵夫的态度使那些新朋友很快的跟他疏远了。他们的好感是桩交易：要他们站在他一起，必须他站在他们一起；而克利斯朵夫显而易见连一点成见都不肯抛弃：他不愿意加入他们的一党。人家就对他冷淡了。他所不愿意送给大小神明的谀辞，人家也不愿意送给他了。他的作品不象从前那样受到欢迎；有人还抗议他的名字在节目单上出现得太多。大家在背后嘲笑他，批评的话也多起来了，葛林和洛贝的不加阻止，似乎表示赞成他们的意见。可是会里的人还不想跟克利斯朵夫决裂：第一因为莱茵河畔的民族喜欢骑墙派的作风，喜欢用不了了之的办法使不上不下的局面尽拖下去；第二因为大家还希望克利斯朵夫就范，即使不能被说服，至少可能因疲劳而让步。
克利斯朵夫却不给他们有这种时间。他一发觉人家对他抱着反感而不愿意明白承认，还想自欺其人的和他维持友好的关系，他就非要对方明白他是敌人不可。有一晚他在瓦格纳友谊会中看出了大家的虚情假意，便直截了当的向洛贝表示退会。洛贝莫名片妙；曼海姆赶到克利斯朵夫家里想调停。克利斯朵夫才听了几个字就嚷起来：
“不，不，不，不！别跟我再提这些家伙。我不愿意再看见他们了……我受不了，受不了……我对他们讨厌死了，对他们连一个都不能看。”
曼海姆哈哈大笑。他这时忘了劝克利斯朵夫平平气，倒是想看热闹了：
“我知道他们要不得，“他说，“可也不是从今天气的：又出了什么新的事呢？”
“没有什么新的事。我就是受够了……好，你笑罢，笑我罢：没有问题，我是疯子。谨慎的人是照着理性行事的。我可不是这样，我是颇冲动的。我身上的电积得太多的时候，它就需要发泄，不惜牺牲；要是别人受到痛苦，就算他们倒楣！也算我倒楣！我生来不是过集团生活的。从今以后，我只管我自己了。”
“你总不成对谁都不理罢？“曼海姆说。”你不能赤手空拳演奏你的音乐。你需要男的女的歌唱家，需要一个乐队，一个指挥，需要听众，需要啦啦队……”
“不！不！不！”克利斯朵夫嚷着；听到最后一句他更跳起来：“啦啦队！你不害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