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八月天，动员起来参战的几十万人当中只有少数人像我这样漠不关心，甚至迫不及待地急于出发上前线去。这点我可以肯定。这倒不是因为我热衷于打仗，而是因为这时我是条出路，是个救垦。我是逃到战争中去，犹如罪犯逃进黑暗。决定出征前的四个礼拜，我是在一种自我轻蔑、迷惘绝望的状况中度过的，今天回想起当时的那种处境，比想起战场上经历的最可怕的时刻更使我毛骨悚然。因为我当时确信，由于我的软弱，由于我始而关怀体贴，继而仓猝遁逃的同情心谋杀了一个人，而且谋杀的是世界上惟一热爱我的那个人。我不敢走上街去，我请了病假，整天躲在屋里。我给开克斯法尔伐写了封信，为了向他表示我的一份同情（唉，的确是因为我的这份同情啊！）。他没有回信。我长篇累犊地向康多尔解释，以便为我自己辩解：他也没有回信。我的伙伴们没有给我一行字，我父亲也没给我一句话——事实上是因为在形势危急的那几个星期，他在自己的部里忙得不亦乐乎。而我却把这不约而同的一致沉默看成是共同商量好了的对我的判决。我越来越深地卷人这种妄想，仿佛他们大家都判我有罪，就像我自己判我有罪一样，他们大家都把我看成一个凶手，因为我自己也这样称呼我自己。整个帝国都因为激动而震颤，在惊慌失措的欧洲各地，所有的电线都因为传递吓人的消息而炽烈地颤抖不已，交易所摇摇欲坠，各国军队纷纷动员，小心谨慎之辈已经在收拾箱子，而我却只在想我那怯懦的背叛行为，只在想我的罪过。因此让我摆脱自我、把我调开，对我下啻是解放。战争夺走了几百万无辜的生命，却拯救了我这濒于绝境的罪人（不过我并不因此而颂扬战争）。
慷慨激昂的词句令我作呕。所以我不说：我当时是去寻找死神。我只是说：我并不害怕凡神，至少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害怕，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退回后方比前线的种种恐怖更加可怕，我知道在后方有不少了解我罪过的知情人——再说，叫我回到哪里去呢？准需要我，谁还爱我？叫我为谁，为什么事情活着呢？只要勇敢不表示别的更加崇高的事情，而只是表示不害怕，那么我可以心安理得、老老实实地宣称，我在战场上的确是勇敢的。因为甚至在我的伙伴当中最富男子汉大丈夫气概的人都认为比死更糟的事情——甚至打成残废，缺胳臂少腿这样的可能性——也没有把我吓退。我大概会觉得自己无援无助，成了个残废，这正是对我的惩罚，对我的公正的报复。我自己的同情心在当时过于怯懦，过于软弱，所以让我现在自己成为一切陌生人同情的对象。如果说，我没有碰上死神，这可并不是由于我的疏忽。我曾经以一个置生死于度外的人的冷漠眼光去看待死神，几十次向它迎面走去。什么地方有特别艰苦的战斗，什么地方需要志愿兵，我就报名。什么地方发生硬碰硬的激烈战斗我就觉得舒服。第一次负伤以后，我要求调到机枪连，后来又要求调去当飞行员。显然我在那里驾驶我们那些简陋的飞机的确取得了种种成功。可是每次我在一份公告上面看见“勇敢”二字和我的名字印在一起，我总觉得自己是个骗子。要是有人目光过于尖锐地瞅着我的勋章，我就赶快拐到一边去。
等到后来，四个漫长无边的年头一过去，我发现，我又可以在从前的那个世界里生活了，这我自己也深感意外。因为我们这些从阴间地府返回人世的人，衡量一切事物都用一种新的标准。良心上有条人命，对于参加过世界大战的官兵和对于和平世界的人，分量自然不同。我自己个人的罪过，在这广袤无垠的血污的沼泽里已经完全溶解在一般性的罪过之中，因为这同一个我，同一双眼睛，同一双手也架起机关枪，在利马诺瓦把第一批冲上来的俄国步兵扫倒在我们战壕前面。我后来亲自用望远镜看见了那些被我亲手杀死、被我亲手打伤的人的可怕的眼睛。这些伤兵还挂在铁丝网上呻吟达几个小时，然后才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