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作出的决定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自己的身分和环境的适应，这种依赖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愿意承认的地步。我们思维活动的颇为可观的一部分只不过是自动地继续操纵早已接受的印象和影响。特别是，谁要是从小在纪律严格的军事训练中受到教育，就会像屈服于一种不可阻挡的压力似的，屈从于一种服从命令的精神病。每一道军事命令对他都拥有一种在逻辑上完全不可理解的、使人意志瓦解的威力。身上穿着军装，就像精神病患者穿了强制衣服，即使他明明知道接受的任务毫无意义，他也会像个梦游者似的毫不反抗，几乎不知不觉地照章执行。
我也是这样。我活了二十五岁，其中真正塑造我性格的十五年是在军官学校和军营里度过的。从我接受上校命令的那一瞬间起，我就立刻停止独立思考或者独立行动。我不再左思右想。我只是服从命令。我的大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到五点半我得整装待发，在这之前我得毫无怨言地做好一切准备。于是我叫醒我的勤务兵，三言两语地告诉他，由于紧急命令，我们明天得出发到斯察斯劳去。我和他一起把我的东西一件件装好。好不容易收拾好行李，准五点半我遵照命令站在上校的办公室里，接过公文，也没注意他下达了什么样的命令，我就离开了军营。
当然，这种催眠了的意志麻痹状态延续的时间有限，当我还处于军事权力的范围之内，我的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的时候，这种麻痹状态持续着。等到牵动列车的机器一动，这种昏迷状态就从我身上脱落。我猝然惊醒，像一个被炮弹炸开时的气浪打倒在地的人，摇摇晃晃地爬起来，不胜惊讶地发现身上毫无伤痛。我首先惊讶的是，我还活着。其次，我正坐在一列向前行驶的火车里，脱离了我已习惯的日常生活。我刚开始回忆，过去的事情立刻以惊人的速度纷至沓来。我不是想结束我的生命吗，有人把我的手从手枪上拉开。上校说过了，他要把一切都安排好。然而——我不胜慌乱地断定——他能处理的一切只关系到团队和我作为军官的所谓“好名誉”。说不定我的伙伴们此刻正在军营里站在他的面前，不消说，他们都以名誉和信誓向他保证，关于这个事件绝对一句话也不说。不过，他们心里想些什么那是没有任何命令可以阻止的，他们大家想必都发现，我是怯懦地溜之大吉的。药剂师说不定一上来还能听从上校的劝导——然而艾迪特呢，她父亲呢，其他的入呢？
——谁会去通知他们，谁会去向他们解释这一切？早上七点，现在她醒来了，她首先想到的是我。也许她已经从露台上——啊，这露台，为什么我一想起那栏杆，我总不寒而栗——用望远镜在眺望练兵场，看见我们团在急速奔驰，不知道，也料想下到，那里会缺一个人。可是到下午她就开始等我了，而我没有去，没有人告诉她什么消息。我一句话也没有给她写。她会去打电话，人家会通知她，我已经调离了，她不会明白，下会理解这件事。或者更可怕的是：她会理解这件事，马上就理解，然后，蓦地我看见了一闪一闪的镜片后面康多尔的威胁的目光，我又听见他对我大声嚷嚷：“那将是犯罪，是谋杀！”另一幅画面已经和第一幅画面交叠在一起：她当时如何从躺椅上撑起来扑向露台的栏杆，目光里已经流露出投身深渊去自杀的神情。
我得采取一些行动，立刻采取行动！一到火车站马上给她拍份电报，电报里随便说些什么。我无论如何一定要阻止她在绝望之中干出一些鲁莽的、不可挽回的事情来。不，康多尔说过了，不得做任何鲁莽的、不可挽回的事情的是我，如果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要我立刻通知他。我已经向他保证一定这样做，我说这句话可是用人格担保的。感谢大主：我在维也纳还有两个小时可以办这事。火车要到中午才继续往前开。也许我还能找到康多尔。我必须找到他。
一到站，我就把行李交给我的勤务兵，叫他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