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停住口，摘下帽子，用手拭擦一下湿漉漉的额头，然后不怀好意地从旁边瞅着我。
“我怕，这番话您不怎么爱听！您过去把医生看做救星，看做真理的化身，这幻想现在破灭了！您青春年少，热情洋溢，把医学道德完全设想成另外一个样子，而现在，我已经看见，有点冷静下来，甚至对这类行医之道大倒胃口！但是，遗憾的是——医学和道德是毫不沾边的：每种疾病本身就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行动，是对大自然的叛乱，所以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来对待它，什么手段都行。不，千万不要同情病人——病人已经把自己置于法律之外，他破坏了秩序；而为了恢复秩序，也就是为了使病人康复，就必须像对付每次叛乱一样，不顾一切地采取果断的行动——手头正好抓着什么就使用什么，因为单凭善心和真理，从来没有把人类治愈过，也从来没有把某一个人治愈过。如果一个骗人的把戏把病治好了，那它就不再是可鄙的骗人把戏，而是第一流的特效药了。碰到一个病例，只要我在医学上已经无能为力，我就必须设法帮助病人拖延时间。一连五年之久，老要想出一个新的招数来，特别是他对自己的绝招也并不怎么信服，少尉先生，单单这一点也已经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了。反正一切恭维奉承，我都敬谢不敏！”
这个矮胖子无比激动地站在我对面，仿佛我只要稍加反驳，他就打算对我诉诸武力似的。这一刹那在乌云密布的天空闪现出一道蓝色的闪电，宛加入身上的一根血管，接着轰隆隆响起一阵沉重的闷雷。康多尔突然哈哈大笑。“您瞧瞧——天公的怒气作了回答。喏，您这个可怜的人啊——您今天真是倒媚透顶，幻想一个接着一个被解剖刀割去，首先是关于匈牙利显赫贵族的幻想，然后是关于关心体贴、万无一失的医生和救星的幻想。不过，您必须理解，这个老傻瓜的赞歌是多么叫人恼火！恰好在艾迪特这个病例上，这种温情脉脉的无谓之举特别使我反感，因为进展如此缓慢，我在她的病例上还没有找到，也就是说，还没有发明出决定性的特效药，这使我的内心一直十分痛苦。”他默默地走了几步。然后转过脸来看我，脸色变得和蔼了一些：“话说回来，我不愿意您认为我心里已经放弃了这一病例，这是我们医生用的一种漂亮的说法。相反，恰好这个病例，我绝不撒手，哪怕还得再拖一年或者五年。再说，事情也真叫奇怪——我刚才跟您提到过那次报告会，就在我听了那次报告的当天晚上，我在巴黎的医学杂志上找到一篇文章，描写的是一个瘫痪病例的治疗法，非常古怪的病例：一个四十岁的男子，已经足足两年，全身瘫痪，卧病在床，四肢全都不能动弹，维埃诺教授为他治疗了四个月，病人又能生龙活虎地爬六层楼了。请您想想看：四个月工夫就取得这样的效果，和我碰到的这个病例完全相似，而我在这里瞎忙了五年，白费力气——我读到这条消息，简直喜出望外！当然，这个病例的病原学，以及治疗的方法，我都不十分清楚，维埃诺教授似乎独树一帜，把一系列治疗方法部结合起来加以运用，在坎纳进行一种日光浴，装上一套机械，再做某种体操。病历写得十分简单，我当然无法想象他的这种新方法是否有一部分适用于我们这个病例，究竟适用到什么程度。可是我立刻亲自给维埃诺教授去了封信，希望得到更详尽的数据。就是为了取得我们自己的数据，我今天才对艾迪特这样仔细地又检查了一遍。我总得要有互相比较的可能性啊。所以您瞧，我并没有挂上白旗宣布投降，相反，正在抓紧每一根救命草，也许在这种新方法里的确有一种可能性——我只说也许，我并没有说更多的，其实我已经胡说八道讲得大多了。现在别再谈我这该死的职业了！”
这时，我们已经离火车站很近了。我们的谈话很快就会结束；所以我急急地问道：
“这么说，您认为……”可是这一瞬间这个矮胖子一下子站住了。
“我什么也不认为，”他粗暴地对我吼道，“也根本没有什么‘这么说’！你们大伙到底要我怎么样？我跟天主又没有电话联系。我什么也没说。什么确定的话也没说。我什么也不认为，什么也不相信，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许诺。我本来就已经胡言乱语说得太多了。现在该结束了！谢谢您送了我一程。您最好还是赶快往回走，要不然您这身军装会给雨浇得透湿。”
他不伸手和我握别，显然十分生气地（我不理解，他为什么生气）迈着他的两条短腿向车站跑去。我觉得，他有点平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