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第二天我就没到城外去。一值完勤我就跟费伦茨和约茨西两人溜溜达达地走进咖啡馆，我们看看报，然后按照老规矩开始玩塔洛克。可是我玩牌玩得糟透了，因为在我正对面，在那镶了护壁板的墙上装了一台圆形的挂钟：四点二十，四点三十，四点四十，四点五十，我不去准确地计算塔洛克的点数，却在数钟点。通常一到四点半我就走近茶桌，杯盘已经摆好，茶点已经就绪，倘若我迟到一刻钟，她们就要发问：“今天出什么事了？”我的准时到达已经成了这样天经地义的事，以至于她们认为我像忠于职守一样，定会准时到达。两个半垦期以来，我每天下午都来，没有误过一次，说不定她们现在也和我一样焦的不安地看着钟，等了又等。我是不是至少应该给城外挂个电话，告诉他们我不去了？还是说，最好派我的勤务兵？
“喂，托尼，你今天净在胡打些什么牌啊，真是丢人！仔细看好你的牌，”约茨西火了，怒气冲冲地直瞪着我。我的漫不经心害他丢了一副好牌。我连忙振作起来。
“喂，我能跟你换个位置吗？”“当然可以，不过为什么要换？”
“我不知道，”我撒了个谎，“我想，这小屋里太闹，弄得我这样烦躁。”
实际上我是不想看那座钟，不想看分针一分钟一分钟无情地向前移动。我觉得我的神经有一种麻麻辣辣的感觉，我的思想不时飘向别处，一个念头老是不断地折磨我：我是不是还是应该去挂个电话，打声招呼。我第一次开始预感到，真正的关心是不可能像电路插销一样随意插上拔下的；凡是关心别人命运的人，一定要失掉一些自己的自由。
可是，见他妈的鬼，我骂了自己一声，我又没有义务，每天老远地颠簸半个钟头到城外去。根据感情交叉反应的秘密法则，一个发火的人不自觉地总要把他的火气发泄到不相干的人身上，总像一个弹子球自己受到撞击之后总要传到别的弹子上去。同样，我的恶劣情绪不是针对约茨西和费伦茨，却去怪在汗克斯法尔伐一家身上。让他们就等我一回吧！我叫他们看看，我不是用礼品和殷勤款待所能收买的，我不会像按摩师或者体操教师那样按钟点准时来到的。千万别创造出先入为主的先例，养成习惯便成了义务，我可不愿把自己拴在某个义务上。我这愚蠢的倔强脾气使我在咖啡馆里坐了三个半钟头，白白浪费了时间，一直呆到七点半，仅仅为了说服我自己并且证明我是完全来去自由的，我爱什么时候来去由我自己决定，开克斯法尔伐家的好吃好喝和高级雪茄对我全都可有可无。
七点半我们一起站起身来。费伦茨建议到大街上去散会儿步。可是我跟在两个朋友后面刚走出咖啡馆，有个熟悉的身影很快地从旁走过，扫了我一眼。这不是伊罗娜吗？一点不错——我刚好在前天欣赏过她这身深红色连衣裙和这顶宽沿巴拿马草帽。即使我没有见过她这身衣帽，从她走路时腰肢柔软而有弹性的摆动我也可以从背后认出她来。可是她这样急急忙忙地赶到哪儿去呢？这哪儿是什么散步的步伐，简直是跑步冲锋啊不管怎么样，快追上这只漂亮的鸟儿，不论它飞得多快。
“对不起，”我有点粗鲁地向我的伙伴们告辞，他们不胜惊愕。我便快步走去，尾随那条已经飘然飞过大街的裙子。因为，在我的军营世界巧遇这位开克斯法尔伐的外甥女，我的确喜出望外。
“伊罗娜，伊罗娜，站住，站住！”我在她身后直喊，她走得出奇的迅疾。最后她到底还是停住了脚步，脸上丝毫也没露出惊讶的神情。她刚才从旁走过的时候，自然早已看见我了。
“在城里遇见您，伊罗娜，可真是妙极了。我早就希望能和您一起在我们城里散散步。要不，咱们到我们非常熟悉的点心铺去呆一会儿？”
“不了，不了，”她低声说道，神情有些尴尬。“我有急事，家里等着我呢。”
“啊，这样，那就让他们多等五分钟吧。实在不行，我甚至于可以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