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兰·阿切尔坐在东３９街他的图书室的写字台前。
他刚刚参加了为大都会博物馆新展室落成典礼举办的官方大型招待会回来。那些宽敞的大展室里堆满历代收藏品，一大群时髦人物川流于一系列科学分类的宝藏中间——这一景观猛然揿动了一个已经生锈的记忆的弹簧。
“哎，这儿过去是一间塞兹诺拉的老展厅啊，”他听见有人说道。顷刻之间，他周围的一切都隐而不见了，剩下他一个人坐在靠暖气管的硬皮沙发椅上。同时，一个穿海豹皮长大衣的苗条身影沿着老博物馆简陋的狭长通道消逝在远处。
这一幻像引出了一大堆另外的联想。他坐在那儿以新的眼光看着这间图书室。３０多年来，这里一直是他独自沉思及全家人闲聊的场所。
他一生大部分真实的事情都发生在这间屋子里。在这儿，大约２６年前，他妻子向他透露了她要生孩子的消息，她红着脸，躲躲闪闪的样子会引得新一代年轻女子发笑。在这儿，他们的长子达拉斯因孱弱不能在隆冬季节带去教堂，由他们的朋友、纽约市主教施了洗礼仪式；那位高尚无比、独一无二的主教成为他主管的教区多年的骄傲与光彩。在这儿，达拉斯第一次学步，口中喊着“爹的”瞒哪走了起来，而梅与保姆则躲在门后开怀大笑。在这儿，他们的次女玛丽（她特别像她的妈妈）宣布了与里吉·奇弗斯那群儿子中最迟钝却最可靠的一位订婚。也是在这儿，阿切尔隔着婚纱吻了女儿，然后和她一起下楼坐汽车去了格雷斯教堂——在一个万事都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的世界上，只有“格雷斯教堂的婚礼”还依然如故。
就是在这间图书室里，他和梅经常讨论子女们的前途问题：达拉斯与弟弟贝尔的学业，玛丽对“成就”不可救药的漠然及对运动与慈善事业的一往情深。对“艺术”的笼统爱好最终使好动、好奇的达拉斯进了一家新兴的纽约建筑事务所。
如今的年轻人正在摆脱法律业与商务的束缚，开始致力于各种各样的新事物。如果他们不热衷国家政务或市政改革，那么，他们很可能沉迷于中美洲的考古学、建筑或园林工程，或者对独立战争之前的本国建筑物发生强烈的学术兴趣，研究并改造乔治王朝时期的建筑风格，并且反对无意义地使用“殖民时期”这个词。除了郊区那些做食品杂货生意的百万富翁，如今已没有人拥有“殖民时期”的住宅了。
然而最重要的——阿切尔有时把它说成是最重要的——是在这间图书室里，纽约州州长有一天晚上从奥尔巴尼过来进餐并过夜的时候，咬着他的眼镜、握紧拳头敲着桌子，对着主人说：“去他的职业政治家吧！阿切尔，你才是国家需要的那种人。要想把马厩清理干净，像你这样的人必须伸出手来帮忙打扫。”
“像你这样的人——”阿切尔对这一措辞曾经何等得意！他曾经何等热情地奋起响应召唤！那简直如同内德·温塞特让他挽起袖子下泥沼的呼吁，不过这是由一位先做出榜样的人提出的，而且响应他的号召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
回首往事，阿切尔不敢肯定自己这样的人就是国家需要的人才，至少在西奥多·罗斯福所指示的积极尽职方面他算不上。他这样想实际上不无道理，因为他在州议会任职一年后没有被连选，谢天谢地又跌落下来，做一份如果说有用却没有名的市政工作，后来又一次降格，只偶尔为一份以驱散弥漫全国的冷漠情绪为宗旨的改革周刊写写文章。往事没有多少值得回顾的东西，不过当他想到他那一代与他同类的年轻人的追求时——赚钱、娱乐及社交界的俗套使他们视野狭窄——他觉得他对新秩序的些微贡献也还是有价值的，就像一块砖对于一堵墙的作用那样。他在公共生活中成就甚微，按性情他永远属于一名沉思者与浅尝者，然而他曾经沉思过重大的事情，值得高兴的重大事情，并且因为曾拥有一位大人物的友谊而引为自豪和力量源泉。
总之，他一直是个人们开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