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我笑着说，“我也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身份。”接下去便告诉他们，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律师，并说出了自己的姓名。这当儿，林务官太太突然把脸转向我，露出了惊愕的表情。我觉得，她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好一会儿。
“你怎么啦，太太，”林务官嚷道，“我觉得一位律师不是也挺好嘛！”
“我也这么想，”她说，同时递了一杯咖啡给我。咖啡散发出股股香味儿，使我无心他顾。妇人站起身来，去窗前丢了一把面包屑，随后又回到座位上。窗外，从屋顶上泼刺刺地飞下一群鸽子。如阵雨骤降，再加上那些从屋前的菩提树上窜下来的麻雀，那景象实在热闹。
“可美了它们！”林务官笑道，脑袋向窗口歪了一歪，“自从咱们保罗去鲁拉上学以后，她就再也改不了拿面包屑去喂那些饥饿者的习惯了，不管是一个乞丐也好，还是那些偷食上帝马槽里粮抹的雀儿也好！”
妇人安详地放下呷了一口的咖啡，说：“仅有一个乞丐吗？我倒认为还有上帝与他在一起哩！”
“好啦好啦，老伴儿，”林务官大声道，“我看出来，你与我相比是太聪敏了；咱们讲和怎么样！”
我们继续聊着。可每当那张可爱的女性的面庞朝着我时，我都忍不住要细细打量它，想从中找出自己熟悉的特征来。纵使有几次，我于一瞬间仿佛也认出了过去的一个小姑娘的脸蛋，但末了还是不得不对自己说：“不，你不认识她；她，你从来没有见过！”后来，我仔细听她的口音，也听不出家乡的人们总要念混的几个相似的元音或辅音；只是偶尔，我发现她把另一个辅音前的Ｓ也浊化了，这个毛病在我本人自然是早就丢掉了的。
上午，我随林务官去周围的森林里转了转。他领我看了他的主要林地，全长满着原生的古橡树以及才指头儿般粗的幼树。他还透彻地向我灌了一大套管理森林的学问。我们看见一头有十四支叉角的牡鹿和一群小鹿；从一处烂泥塘里，一头野猪探出颗大脑袋来，用细眯眯的眼睛瞅着我们。我们未带猎狗。“千万别做声，自己走自己的路，”我的向导警告说，“不然咱们就别想平安无事地回家去。”
午饭后，主人领我去后面楼上为我准备的房间里。“您不是想写信吗？”他说，“这儿有您必需的一切！从前我们的儿子住在这里，倒是又清静又凉爽呀！”他拉我到一扇窗前：“这下面您看得见我们花园的一角，花园前面围绕着一湾池水，再过去是绿色的草地，最后便是高高的黑森林－它为您杜绝了一切尘嚣！－您旅途中累了，静静地休息一会儿吧！”说毕便与我握手告别。
他走了，我便照他的吩咐去做。透过敞开的窗户，传来花园中的莺啼，左近森林里金翅雀的啁啾，以及树梢顶头蓝天上的鹞鹰的鸣叫，一声一声，渐渐远去，渐渐远去，最后便什么都听不见了。
我终于醒来。我睡了很久，怀表上的短针已指到五点，该赶紧写信了，因为六点钟便要差人送进城去。
我因此很晚才从楼上下来。我看见女主人坐在屋前菩提树荫里的一条长凳上，手中做着针线。“给咱保罗做的，”她抱歉似地说，把活计摆到了一边，“可不经他穿啊，这个野小子；而且还不止野哩！－瞧您睡得多熟，太阳都快下山了！”
我打听她丈夫。
“他办事去了，得耽搁一会儿。他叫我向您致意，咱俩也好进一步认识认识－他这么对我说－同时去那枫树林的小径上遛达遛达，走您与他上午没去过的那一边；待会儿他上那里来找我们。”
应我的请求，她又拿起了为儿子做的针线活儿。我们又聊了一些时候，却仍不见林务官回来，她便站起身。“该走啦！”她说，脸红了一下。
我们并肩走在小径上，穿过高高的枫树林；落日的余晖从旁边斜照过来。我们的谈话完全停住了；不时地，我偷眼看她的侧影，仍然无所发现。
“请允许我，尊敬的夫人，”我终于开了口，“请允许我打破这林中的静寂，因为我急欲对您说点什么，向您提出一个问题。您一定理解，一个在异地的人，总是会在心里暗暗思念自己的故乡啊！”
她点点头。“您只管讲吧！”她说。
“我想我不会弄错，”我开口道，“今天早上，当我说出自己的姓名时，您显然吃了一惊。您过去听见过它吗？我的父亲，至少在本乡吧，可是个有名的人哩。”
她又连连地点头：“是的，我回忆起，在小时候听到过您这个姓氏。”
谁想到，当我接下去对她说出我故乡的名称时，她的眼珠一下便瞪得大大的，一动不动地盯住我的眼睛，泪水夺眶而出，明亮的眸子也变得模糊起来。
我差不多吓了一跳。“我可没想叫您难过哟，”我说，“只是‘大熊’客店的老板从登记簿上知道了我的故乡。他告诉我说，咱俩曾是同一个城市的孩子！”
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如果您也出生在那里，”她说，“那咱俩就是的。”
“不过，”我稍稍犹豫后说，“那时城里的所有人家，我自信都认识，可就是不知您是哪一家？”
“我的家庭您不会认识，”妇人答道。
“这就怪喽！您是几时离开故乡的？”
“快三十年了吧。”
“唔，那会儿我还在家里，后来咱们很多人就不得不漂泊他乡了。”
她摇摇头。“原因不在这儿；原因是：我的摇篮－”她迟疑了一下说，“也许我根本就没有摇篮吧。我出生的那个家，是一个穷工人租来的茅屋，我便是他的女儿。”
她抬起头来，用明亮的眼睛望着我。“我的父亲叫约翰·汉森，”她说。
我极力回忆，却想不起这个人来；汉森这个姓在我们那里多得如海边的沙子。“我认识一些工人，”我回答，“小时候还经常到一个工人的家里去玩来着，而且对他和他贤慧的妻子－他们给了我一些我现在还认为是极好的影响－我至今仍怀着感激之情。不过，您可能说得对，我确实不知道令尊的名字。”
她看来听得很专心；我觉得，她那孩子般的明眸又湿润了。
“您应该认识他啊，”她喊道，“您认识了他，就会更爱那些被称作小人物的人！在我还不满三岁那年，母亲就去世了，我只有他唯一一个亲人，可在我八岁上，我突然又失去了他。”
我们走着，谁都不再吭声。我们抬起手来，把伸到路中间的枫树枝拨开。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像是想讲什么，可好半天才迟疑着说了出来：“我现在想给您，我的乡亲，再讲一个情况。说来奇怪，但它的确又经常发生。我总觉得，从前，当我母亲还在世的时候，我有另外一个父亲－我怕他，躲着他，他老是对我很凶，还打我和我母亲……这是不可能的啊！我自己清人去查过教堂里的婚配登记簿，我母亲只有一个丈夫。我们在一起吃苦，在一起挨冻受饿，可从不缺少爱。还记得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在一个礼拜天，我那时大概六岁。我们勉强把午饭对付过去了，可晚上呢，已经没有任何吃的了。我实在饿得慌，而炉子差不多已凉啦。这时，父亲用他那双好看的黑眼睛望着我，我便向他伸出小手；转瞬间，我就给裹在一块破旧的毯子里，抱在这个壮实的汉子胸口上了。我们穿过一条又一条黑暗的街道，走啊，走啊。头顶上，星星全都亮了；我的眼睛一会儿瞅着这颗，一会儿瞅着那颗。‘在那上边，住着谁呢？’我终于问。父亲回答：‘仁慈的上帝住在那儿，他不会忘记咱们的！’我又望着那些星星，它们都静悄悄地、慈爱地在俯瞰着我哩。‘爸爸，’我说，‘再求求上帝吧，求他再给咱们一小块面包，今天晚上已经没有啦！”这时，我感到一颗滚烫的泪珠掉在我脸上；我想，这是仁慈的上帝他哭了吧。－我记得，我后来躺在小床上，肚子仍然饿着，但却安安稳稳地，睡熟了。”
她沉默下来，我们在林间的小路上慢慢走着。
“我母亲还在世时，”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我父亲的情况就记不那么准了。对那时的他，我只有一个凶暴可怕的印象，我再怎么想，也闹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突然，她蹲下身子，摘了一把那种喜欢长在贫瘠沙地上的淡红色千日红，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她就开始用千日红编起花环来。
我仍想着她最后的几句话，脑子里漫漫出现了一个狂暴小伙子的影子；他，我是太熟悉了，可又叫不出他的名字。“就连孩子们，”我终于提起话头，眼睛盯着她灵巧的双手，“他们有时也会想到那不可见的四处游荡的死神，感受着恐怖的袭击，因而胆怯地伸出手去，紧紧抱住自己心爱的人不放；再说－您一定清楚地知道，社会给孩子们的都是些怎样的父亲－无怪乎您的想象力，要给自己记忆里的空白填补上这个可怕的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