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笃姆怎么能够将小说写得如此富有诗意呢？
除了他本身是一位抒情诗人，有着诗人的禀赋，因而笔端常常流露出充沛热烈的情感外，笔者以为还有以下原因：
首先，施笃姆常常写的都是自身经历，即他自己所能接触到的那一部分现实。例如，《茵梦潮冲的伊莉莎白和《她来自大洋彼岸》中的燕妮，都是他年轻时所热恋过的一个叫贝尔塔的姑娘的化身；而《一位默不作声的音乐家》，拿施笃姆自己的话来讲，更“产生于我自己心灵的最神圣的深处，这默默无声的乐师便是我疼爱的儿子……”再则，故事发生的地点大多在北海之滨，那在不少小说（如《燕语》、《双影人》）中都洋溢着恋乡之情，正是热爱故土并曾长期流落他乡的施笃姆本人心境的写照。感情是诗歌的生命；施笃姆的成功之作无不写得情深意切，诗意也便油然而生。
其次，但同样重要，是施笃姆努力实践了在平凡的现实中发掘出诗意的主张，并坚信作家只要有足够的功力，用中、短篇小说这种形式也能创造出“最高的诗意”。因此，他一生致力于中、短篇的创作，而谢绝朋友的劝诱，没有写任何长篇。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写的常常是善良的人，平凡而普通的人；写的常常是他们的美好的情感，诸如爱情、友谊以及对故乡家园的思念和热爱等等、可也正由于平凡、普通，我们读来便感到熟悉、亲切；正由于善良、美好，我们不知不觉便会产生共鸣，受到感染，加之施笃姆确实功力深厚，我们每读完他的一篇杰作，心中自然便会涌起那种读完一首好诗后的微前乃至陶醉的感觉来。
最后，还不可忽视的是，施笃姆在艺术上造诣高深，而且精益求精。他语言朴素优美，写景状物生动自然，尤善于以景物烘托气氛，创造意境，常常能做到情景交融，以是寄情。他对夜晚、大海、森林的描写最为出色。他惯于用花木禽鸟作思想感情的象征，如《菌梦湖》用白色的睡莲象征可望而不可即的幸福，《双影人》用不惧寒霜的忍冬花象征忠贞不渝的爱情，而《燕语》中那一声声燕子的调毗，更把主人公苦苦思恋故乡和亲人的情怀，渲染得淋漓尽致。还有，施笃姆经常采用回忆倒叙的写法，让主人公面对读者，直抒胸臆。他并且惯于和善于在故事中嵌进富有北德地方色彩的民歌民谣以及情感炽烈的诗句，如《茵梦湖》中的“依着妈妈的心愿／我另选了位夫婿／从前心爱的一切／如今得统统忘记／我真不愿意”，以及《燕语》结尾处的“当我归来的时候／当我归来的时候／一切皆已成空……”等等。这都不独对小说的主题思想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还增添了诗的气氛。
上述种种，便使得施笃姆的成功之作充满了诗情画意，诗意盎然。总之，施笃姆不愧为德语文学中独有的所谓诗意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他的作品的的确确可以称之为诗意小说。在德语中、短篇小说乃至世界中、短篇小说之林中，施笃姆的作品自有其鲜明的个性和特色；正因为有这些特色，它们过去得以流传，今天仍然受到重视。
二、施笃姆在中国。
在我国，施笃姆长期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其热烈的程度甚至使某些德国朋友大为惊讶。施笃姆在中国的接受问题，自然就引起中德两国不少学者的注意；而弄清楚这个问题，又最好是从他的代表作《茵梦湖》谈起。
《茵梦湖》译本知多少！
《茵梦湖》的译本数目，过去一般都估计在六七个之间。其实，包括台湾省和香港地区在内，我所知道的译本总数已达二十二种，而且很可能还有遗漏。在我国老少皆知、影响深远的长篇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译本的数量也不过如此。说来凑巧，它的第一个译本与《少年维特的烦恼》一样，同样出自郭沫若之手。不同的是它系合译，但问世的时间却比《少年维特的烦恼》早一年，即在一九二一年六月一日由上海泰东局初版，可以认为是大翻译家郭沫若一生译事活动的第一个重要成果。译本前还附有郁达夫的序。这个本子随后由不同出版社一版再版，单“泰东”一家，至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就印了十四版之多，足见多么受欢迎。关于翻译此书的情况，郭沫若在《创造十年·学生时代》中作了生动的回忆。
继郭译之后，紧接着又出了唐性天（一九二二）、朱（亻契）（一九二七）、张友松（一九三〇）、孙锡鸿（一九三二）、王翔（一九三三）、施瑛（一九三六）、梁遇春（一九四〇）以及巴金（一九四三）等的重译本，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巴金的译本收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的《迟开的蔷薇》一书中，一九四三年九月，他在为此书作的后记中写道：
十年前学习德文时，曾背诵过施笃姆（ＴｈｅｏｄｏｒＳｔｏｒｍ，一八一六—一八八八）的《迟开的蔷薇》，后来又读了他的《蜂湖》。《蜂湖》的中译本（即郭沫若先生译的《茵梦湖》）倒是二十年前在老家里读过的。
我不会写施笃姆的文章，不过我喜欢他的文笔。大前年在上海时我买过一部他的全集。我非常宝贵它，我有空就拿它出来翻读。虽然我至今还没有把德文念好，可是为了学着读德文书，我也曾翻译过几篇施笃姆的小说。
今年在朋友处借到一本施笃姆的《夏日的故事》，晚间写文章写倦了时，便拿出来随意朗读，有时也运笔翻译几段，过了几个月居然把里面的《蜂湖》译完了，此外还译了几篇较短的作品。
现在选出《蜂湖》等三篇来，编成一个小小的集子。我不想把他介绍给广大的读者。不过对一些劳瘁的心灵，这清丽的文笔，简朴的结构，纯真的感情也许可以给少许的安慰吧。
在这段引文中，巴金不只谈了译《茵梦湖》的前后情况，而且回顾了自己与施笃姆之间有过种种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后文将详细论及）。巴金的译本是出得比较晚的，可是影响却相当大，不但解放前多次重版，一九六六年香港南华书店还重排过；一九七八年又收进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印的三卷本《外国短篇小说》中，在当时刚打倒“四人帮”不久还闹着精神饥荒的中国赢得了大量读者。前年，作为迄今为止的最后和最年轻的译者，我应约重译《茵梦湖》。在工作的过程中，我仍从巴老这四十年前的旧译文里得到了不少启示。
在我们中国，是否还有哪一篇外国短篇小说像《茵梦湖》这样一译再译，而且同时拥有像郭沫若、巴金、梁遇春等等这样一些大名鼎鼎的译者呢？以笔者的孤陋寡闻，的确还不知道。
《菌梦湖》与《意门湖》之争。
译本多了，译家之间必然会在原文的理解、译文的表达以及保持原著的风格等问题上，产生分歧，而且一般地讲，重译者总是自认为胜过先前的译者，于是乎便引起争论。唐译著《书话·译书经眼录》中的一篇题为《菌梦湖》短文，可使我们窥见当年热闹情景之一斑，兹摘引于后：
郭沫若精德文，又曾与钱君胥合译过德国施笃姆原著《茵梦湖》一册……《茵梦湖》有誉于世，我早年读此，倍受感动，印象之深，不下于《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本书有多种译本；商务印书馆有唐性天译本，书名作《意门湖》；开明书店有朱（亻契）译本，书名作《漪溟湖》。（朱亻契）在序文指出唐译语句滞重，不堪卒读，实逊于郭译。但郭译也有错误，并指出可以商榷之处见十五条。最后，北新书局又有英汉对照本，为罗牧所译，序文中对郭钱合择之译文施以攻击，谓不可信。早期译者常持此种态度，实则所据原文不同，罗译既系英汉对照。根据英文本转译，实难据为信史。
说到分歧与争论产生的原因，唐（左弓右上山下文）先生指出的一点当然是对的。不过，除此而外，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译者所持翻译标准不同，有时甚至也存在文人相轻、同行相嫉的；日时代习气的影响。例如朱（亻契）的译文根据的也是德文本，但他在序文中列举的郭译“可以商榷之处凡十五条”，笔者在一一作了研究以后发现至少有两条，原本是郭译的更深刻、更正确，表达更自然、更顺达。
当年环绕着《茵梦湖》的论争，从好的方面看。也反映了文坛思想的活跃，不存在或较少存在对名人只能捧场不能批判的情况。再者，就郭沫若译《菌梦湖》与唐性天译《意门湖》两者的译文以及书名孰优孰劣这个问题，在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和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郑振铎这些文坛大将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今天的眼光衡量就更具有文学史的意义。郭沫若干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写了批评《〈意门湖〉译本及其它》（载《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同年九月一日，沈雁冰便在《时事新报》附刊《文学旬刊》上以《半斤八两》相驳斥，接着郭沫若又在《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三期作出《反响之反响》（收入郭沫若《文艺论论》），如此你来我往，持续了一段时间。今天，我们断断没有就这个论争评判是非曲直的必要。只不过郭译优于唐译，看来倒是事实；朱（亻契）在其《漪溟湖》译序中也说唐译“语句滞重……实逊于郭译；郭译文句颇流丽，意味也深长，可说是译品中不可多得的文章”。至于书名，《茵梦湖》更胜《意门湖》远矣。茵梦湖三字很能激起人的联想，很富有诗意，完全符合原著的意趣和格调，也就难怪能经住时间的考验，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成为了定译，并将随着作品本身而流传下去。虽然，在现实生活里并不真的有一个茵梦湖，但自“五四”以来，它却在我国万千痴情男女的梦中时时漾起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