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不离开自己的城市！”这个念头蓦然出现在米特罗凡·伊里奇·科列茨基的脑际。
这些天来，大家全都心情忧戚，忙乱不堪，没有一点儿时间考虑个人的命运。在国家银行的一个市分行里，人们忙着赶做最后一批统计报表，列出各式清单，包扎珍贵物品，整理现有卷宗。同时，在所有的壁炉里和上泥炭焚毁那些不值一带的废旧资料。包括日常事务在内的所有工作，全都安排得有条不紊。白天，当银行照常营业的时候，人们把那些必用的文件夹取出来，一到晚上便又放回原处。万一出现什么情况，只消捆好袋子，钉好木箱，封上火漆，就可以装上汽车运走。
这些日子里，银行的职员们一个个心力交瘁。但这不是银行年终结算时常有的那种充满活力、喜气洋洋的繁忙景象。人们默默地干着活，得闲的时候既没有热烈的争议，也不相互打趣。这种精力集中的忙乱，不知为什么使米特罗凡·伊里奇想起亡妻出殡前最后几分钟他的小屋里那种忙乱的景象。
米特罗凡·伊里奇表面上依旧泰然自若。他工作起来还是象往常那样熟练，那样精明。不过，他的同事们察觉到，他总显得有点神不守舍。这位出纳主任过于讲究卫生的习惯，很早以前就被人们善意地传为笑谈。那些爱开玩笑的人断言，想必他生下来就是穿着衣领浆洗得硬的衬衣，蓄着两撇剪得整整齐齐的短髭，头发匀整地向两边分开，脸庞经过仔细修饰，上面泛起一层橙子般的红晕。说真的，即使是资格最老的同志，也记不清这位出纳主任以前还有过什么别的样子。可是现在，不知怎么完全变了个样：脸也不刮了，头也忘记梳了，总是穿着那件没有衣领的、起皱的、被粉笔灰弄得很脏的上衣。在大家眼里，他从一个难以辨认年龄的、衣冠楚楚的人，忽然间变成一个不修边幅，邋里邋遢的老头了。
米特罗凡·伊里奇把女儿和外孙们送往东部地区以后，连晚上也不回家过夜了。他睡在办公桌上，用塞得鼓鼓的旧公文夹当枕头，拿一张打开的本市报纸盖脚。不过，那些住在集体宿舍的同事们还是看得出来，出纳主任睡得很不安神，老是长吁短叹，低声呻吟，好象哪里疼痛似的。他辗转反侧，不停地嘟哝着。即使到了夜晚，他脸上那种惶惑不安的神情也从没消失过。
有时候，人们出于对老人的同情，总是给他讲那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捷普洛夫上校的部队开进城了。这个部队的财务处长在银行里立了一个活期存款户头，并向人们暗示说，无论是大炮还是坦克，他们都绰绰有余，他们决不会让敌人靠近城市。米特罗凡·伊里奇心不在焉地望着这位处长，很难弄清楚，他到底听了没有。
凌晨，米特罗凡·伊里奇从硬梆梆的办公桌上爬了起来，由于失眠而显得神情倦怠，他步履瞒础，不是绊住椅子，就是撞着桌子角，艰难地走到阳台上，背靠着墙，在那里一直站到天明。有时，他不安地向西方眺望。全城还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而在城郊远处，在落日依旧辉映出一抹珠壳般霞光的天幕上，频频迸发出爆炸的深红色闪光。
老人的嘴角两边，现出了两道深深的、痛苦的皱纹。他低声说道：“这是怎么啦？怎么会是这样呢？……会出什么事吗？”
银行的共青团员——防空值班人员——同情地看着老人。有人拿了一条凳子送到阳台上，要他坐一会儿。米特罗凡·伊里奇心不在焉地道了谢，又继续站在那条凳子旁边……
装满木箱、货物和家具的盖满尘土的卡车，日夜不停地隆隆驶过广场，从银行旁边经过。疲惫不堪的人们扛着袋子，拎着包袱，挽着默不作声的孩子向前蠕动。车也好，人也好，都在朝车站方向涌去。往日，站在交叉路口的民警象乐队指挥一样，手拿白色指挥棒，灵活地指挥来往车辆，而现在，他却象一尊遍体尘土的石雕像一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让那些驶往同一方向的两行汽车从自己身旁开过去。迁往东部地区的工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