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怎么办？——我面临的困难——“万能博士”——再一次开矿——打靶——我成了地方新闻栏编辑——非常成功。
下一步怎么办？
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我十三岁就进入社会自谋生路，。我有许多挣得饭碗的机会，但取得的成就并不会吓你一跳；一系列的工作就摆在我面前，如果我想干活的话，可以随意挑选——不过我没有去挑选，因为我已经够富裕了。我在杂货店当过伙计，只干了一天，那天我吃了那么多糖，老板没再叫我干什么事；他说他想要我出去，这样我就能给他当个好顾客。我研究了整整一周法律，接着就不干了，因为那东西太罗嗦讨厌。我在铁匠铺干了一阵子，但我浪费了许多时间去鼓捣那风箱，想让它自动鼓风，我狼狈地被师傅赶了出来，他说我什么也不会干。我在书店里当了几天店员，顾客的没完没了地打岔，使我无法安安静静地看书，于是老板准了我的长假，还忘了告诉我这长假到底有多长。有一年夏天，我在药房当伙计，但我开出的处方很不对劲儿，似乎我们卖的胃唧筒比卖的苏打水还多，于是，我只好离开。我设法当了个普通的印刷工匠，心想有朝一日会成为富兰克林第二，但不久就断了那个念头。在爱丝梅拉达“贫民院”没有我立足的地盘，再说，我总是象个笨手笨脚的排字徒工，眼巴巴地望着那两年学徒期满后有所成就。我一开始排稿，工头们总是说“今年某个时候”将会采用的。我在圣路易到新奥尔良航线上当过一个普通的引水员，在这方面的能力我是无可指责的，每月二百五十美元的工资，不交房钱与伙食费，我真想又站在舵轮后面，再也不到处流浪——但是我象许许多多可怜失望的矿工一样，近来在夸大其词的家信中，傻乎乎地夸耀我那隐矿脉和欧洲旅行，我想，“现在我全完了，我绝不回家去受人同情，遭人耻笑。”我作过私人秘书、银矿工和炼银工。几乎样样都一无所成，现在——
下一步怎么办？
我屈从了希格比的建议，答应再去试一试开矿。我俩爬到高高的山腰上，在我们那微不足道的一小块产业上干了起来，上面有个八英尺深的竖井，希格比钻进去，用铁镐勇敢地挥舞着，弄松了一些岩石和泥土，接着。我又下去用长柄铁铲（这是人类最可怕的发明）把那些东西铲上来。这得用膝盖使劲抵住那铲柄，弄满一铲，然后灵巧地一挥，从左肩向后拟出去。我舞了几下，把泥土刚好抛在竖井边上，又全部滑下来，掉到头上，再顺着脊梁骨滑下去。我二话没说，爬出来回家去了。我暗暗发誓，要我把自己当作靶子，用长柄铁铲挥起破烂往上面抛，我宁愿饿死。我坐在房里，让自己尽情地发泄心中的悲哀——可以这么说。当时，在那些比较愉快的日子里，我常常寻开心，给州内的主要报纸，弗吉尼亚《边区企业报》写些通讯，发表后我总是很惊讶。我对编辑们的好印象不断地降格，好象觉得他们完全可能找到比我那些文章好一些的东西来塞报纸。从山腰往回走的路上，我在邮局得到一封信，后来我把信打开。Ｅｕｒｅｋａ！（我根本不知道Ｅｕｒｅｋａ是什么意思，不过找不到更美妙的词的时候，发出这个词的音听起来倒挺合适）。来信慎重提议让我到弗吉尼亚去担任《企业报》的地方新闻栏编辑，每周二十五美元。
在我发现“隐矿脉”那些日子里，我相当瞧不起那些出版商——现在，我崇拜他们，真想给他们磕头。每周二十五美元——它好象是一笔横财——一大宗财产，一笔来路不正的、过分慷慨的钱财。但一想到自已经验不足，难以胜任那个职务，我惊喜的心情又低沉了下来——紧接着，在这上面，我接二连三的失败又浮现在眼前。如果我拒绝这个职位，马上就得寄人篱下，乞讨面包，对于一个从十三岁以来还没有经受过这等耻辱的人来说，这种事必然令人作呕。但这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因为它太平凡了。然而，这在当时也是我唯一值得骄傲的事了，所以，我诚惶诚恐地去做了编辑。要不然，我会拒绝的。需要是“冒险”之母。我一点也不怀疑，那时，就是有人出钱叫我翻译希伯莱文的《犹太法典》，我也会答应下来——尽管信心不足还有点害怕——为了钱而尽力在里面搞些花样。
我来到弗吉尼亚，开始了我的新的生涯。我是个衣着古怪的地方新闻栏编辑，坦率地讲——没有外衣，戴顶耷拉草帽，穿件蓝羊毛衫，裤脚塞在靴筒里，胡子垂到胸前，一把万能海军左轮吊在皮带上。但我弄了套更象基督徒的装束，去掉了左轮枪。我没有任何机会杀人，也从来没有想干那种事的愿望，原来佩戴那东西只是为了随便，也免得没有那东西，显得格外与众不同，遭人非议。但别的编辑和印刷工人都带左轮。我请求主编兼股东（我把他叫作古德曼先生好了，既然任随什么名字都一样）就我的职责作些指示，他叫我到全城各个角落去，对各种各样的人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把得到的消息记下来发表。他还说：
“决不要说‘我们得知’如何如何，或‘据报道’，‘据传’，也不要说‘我们认为’如何如何，而是要钻到核心里去，挖掘事实真象，然后说，‘它是如何如何’。否则，人们就不会相信你的报道。绝对无懈可击的消息才能给报纸带来最稳固，最有价值的声誉。”
这就是全部锦囊妙计；时至今日，每当我看见某记者的文章开头就是“我们认为”，我就会怀疑他是否竭尽全力去采访过消息。尽管我讲得这么头头是道，我当地方新闻栏编辑时并不总是照这样做；当消息不足时，我也时常让想象去占事实的上风，我绝对忘不了第一天当记者的经历。我在城里逛来逛去，盘问每一个人，打搅每一个人。发现人们一无所知。五小时过去了，笔记本里仍然空空如也。我告诉了古德曼先生，他说：
“在既无火灾也无审讯的淡季，丹常常从干草马车那儿弄到新闻。有没有从特拉基河来的马车？如果有，你可以再提一提关于干草买卖的事情，你明白。尽管它不会耸人听闻，也不会激动人心，但可以拿来发表，有点商业味儿。”
我到城里四处打听，看到二辆破破烂烂的旧马车从乡下驶进城来。我充分利用了这辆车，把它弄成了十六辆，把它们从十六个不同的方向拖进城来，写成了十六条不同的新闻，精心描绘了一个弗吉尼亚城前所未有的干草骚乱。
这事很鼓舞人心。它在报纸上占了满满两栏，我就接着干了下去。不久，生意又开始不景气时，有个亡命徒在酒店里杀了个人。我们又快活起来。以前，我还从来没有为一件小事如此高兴过，我对那杀人犯说：
“先生，我不认识你，但你今天为我办了件大好事，我永远忘不了你，如果长年累月的感激能够对你有所补偿的话，我愿永远感激你。我遇到了麻烦，在我眼前似乎一片黑暗，意志消沉的时候，你高尚地拯救了我。从今以后，请你把我算作你的朋友吧，我不是个忘恩负义之人。”
就算我真的没有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也心痒痒地想这样说。我如饥似渴地搜寻细节来描述了这次凶杀案。写完后，我只觉得有一点遗憾——那就是，人们没有把我的恩人当场吊死，那样，我就好把他写上绞架了。”
接着，我发现一些移民车辆开进广场的宿营地，我了解到他们最近经过了凶恶的印第安人居住的地区，旅途相当艰难。我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尽量利用这条消息。我觉得如果不是有其他报社的记者们在场使我受到严格限制的话，我会加进去些特别的东西，使那段文章有趣得多。我终于发现了一辆继续前往加利弗尼亚的马车，对车主进行了一些荒唐的盘问，从他简短而粗暴的回答中，我得知他次日就要离开，绝不会留在城里给我找麻烦，我就抢在各家报纸的前头报道了这件事。我记下了他那一车人的名字，把他们统统弄进已经被杀或受伤的人的名单上。这下子可以笔下生花了，我把这一车人弄来同印第安人厮杀了一场，这场厮杀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这消息又占了两栏。早上，我读完后，觉得终于找到了合适的职业。我心中推测，消息，激动人心的消息，正是报纸所需要的，我觉得，我对于提供这类消息具有非凡的天赋。古德曼先生说，我同丹一样，是个好记者。有了这样的评价就足够了。在这一评价的鼓励下，我觉得，如果需要的话，如果报纸的利益需要的话，我可以提起笔来把所有的移民都杀死在大平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