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风湿病人——白日作梦——倒霉的踉跄——我突然离开——又一个病人——希格比回到小屋——肥皂泡破灭了——一文不名——后悔和解释——我们那第三个合伙者。
奈船长的病势不轻，他得的是痉挛性风湿病。但那老先生还是老样子——就是说，当他感觉舒服时，他是个善良平和的人，但当事情不如意时，就成了一头独一无二的狂乱的豹子。尽管他会很愉快地微笑，病一旦发作，他的微笑立刻就会变成一阵疯狂。他痛苦得又哼又吼又嚎，房间里的每个角落里都塞满了最新颖的亵渎和咒骂，只有那种具有最强烈的信念和健全的想象力的人才创造得出来。遇到适当的时机，他还能骂得非常出色，以恰当的判断力控制和使用形容词；一旦痉挛发作，听他咒骂简直是一种痛苦，他太可怕了。可是，我曾见过他自己照顾一个病人，应付那困难的环境，极为耐心，现在轮到他害病了，他也有这个特权，我心甘情愿。无论他怎样狂骂，咆哮也无法打扰我，因为我的脑袋正忙着呢，正在孜孜不倦地思考着，不分白天黑夜，不论手边有事还是闲着。我正在改变和修正我那房子的设计，考虑把弹子房摆在阁楼上而不是安在餐厅那一层是不是得体；我也在努力作出决定，起居室的糊墙纸到底该是绿色的还是蓝色的，虽然我喜欢蓝色，但我恐怕这种颜色太容易被阳光和灰尘破坏了；同时，我乐意让马车夫穿上朴素的制服，至于男仆，我还犹豫不决——我需要一个，已下决心雇一个，但希望他不穿号衣也能显得体面，并且克尽其职，因为我有些害怕炫耀。然而，由于我已故的祖父也曾雇过马车夫这种人，但没穿号衣，我觉得超过他——至少超过他的灵魂，无论如何总觉得有些别扭。我也系统地筹划着我的欧洲之行，设法把具体的方案确定下来，包括路费和时间——各个细节——除了一件——即到底是骑骆驼从开罗穿过沙漠到耶路撒冷，还是坐船到贝鲁特，再坐马车穿过那个地区。与此同时，我每天给家里写信，把我的全盘计划和打算通知朋友们，指示他们为我母亲找一处漂亮的住宅，在我回家之前说好价钱，还指示他们卖掉我那一份在田纳西的土地，并清理印刷协会里寡妇孤儿基金的收益，多年来，我是该协会有声望的会员。（田纳西这份土地多年来是我家的财产，很有希望将来有一天给我们带来巨大财富；现在看来仍有希望，只不过不是那样强烈了。）
我照顾了船长九天，他好些了，只是还很虚弱。那天下午，我们把他抬到椅子上，让他来个酒精蒸汽浴，再把他搬回床上去。我们格外小心，因为最轻微的牵扯都会给他带来痛苦。加德纳抬他的肩膀，我抬脚；在那不幸的时刻，我踉跄了一下，病人重重地摔在床上。我一辈子还没听见有人这样咒骂过。他像疯子一样乱骂，还去抓桌上的左轮枪，但给我抢了过来。他命令我滚出去，发了一千次誓，一旦他能下床，无论在哪里碰到我，就要把我宰掉。这只不过是暂时发疯，一点意义也没有。我知道要不了一小时他就会忘得干干净净，或许还会后悔的；但在当时，我有些冒火。一怒之下，决定回爱似梅拉达去。我想，既然他已能打架，他就会自己照顾自己了。晚饭后，月亮刚刚升起，我徒步开始了那九英里路程。那时候，九英里的短途旅行，只要不带行李，就是百万富翁也不需要骑马。
当我看得见那俯瞰小镇的山头时，已经是差一刻十二点了。在明亮的月光下，远望山谷对面的山头，我看见好象半个镇的人都聚集在大西方矿的露头矿苗上。我的心怦怦地直跳，自言自语地说道：“今晚他们一定又发现了一个新矿，比原来那个还富，毫无疑问。”我抬腿向那边走去，但又走回来，心想，那“发现”是跑不掉的，再说我已爬够了山。我下了山，穿过小镇，经过一个德国人的小面包店时，一个妇人跑出来，说他丈夫病了，请求我过去帮她一把。我走进屋去，发现的确如此——看那男人的样子，好象一百次发病压缩成这一次。两个德国人想按住他，但没有成功。我跑了约莫半条街，把医生从床上喊起来，他还没穿好衣服，我就把他带去了。我们四人与那个疯人角斗，医生给他灌药，放血，忙了一个多钟头，那个可怜的德国女人则只顾放声大哭。后来，他安静了，医生和我离开那里，把病人留给他的朋友们。
一点过了。我走进小屋，很疲倦也很快活，朦胧的牛脂烛光照着希格比，他坐在松木桌边，手指夹住我那张纸条，傻乎乎地盯着看，脸色苍白，衰老，憔悴。我停住脚步，看着他。他也呆头呆脑地看着我。我问：
“希格比，什么——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完蛋了——我们没有干活。那隐矿脉给重新瓜分了！”
够了。我悲伤绝望地坐下来——心已完全碎了。一分钟以前，我还是个富翁，满脑子虚荣；现在，我成了个穷鬼，唉声叹气。我俩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个小时，忙于思索，忙于徒劳无益的自我谴责，忙于想“为什么我不这样做，为什么我不那样做，”但是谁也没有说一句话。然后，我们又相互解释，这个谜终于解开了。原来希格比把那事托给我，正如我把它托给他一样，而我俩都把那事托付给工头。真有意思！这个稳重坚定的希格比把这么大的事情拿去碰运气，而不真正去克尽职守。但是，他到现在才看到我留下的字条，从九天以前他最后见到我以来，也是头一次走进这个小屋。在那个关键的下午，他同样给我留了张条子——他骑在马上，往窗子里看了看，没看见我，就把条子从破窗户丢进屋里，它还在那里，在地板上一动不动地摆了九天。
千万别忘了在十天期限之内做那件事。Ｗ先生过去了。他通知了我。我将在莫诺湖与他碰头，今晚从那里出发。他说这次一定能找到。
卡尔。
“Ｗ”当然是指惠特曼。那该死三次的“胶泥矿脉”！
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像希格比那样经验丰富的矿工，竟然对荒唐无稽的“胶泥矿脉”——神奇矿脉“热”的诱惑也无法抗拒，反而忘乎所以，饥不择食地扑了上去。好几个月以来，希格比一直在梦想那神奇的胶泥矿脉；现在，他置自己的正确判断于不顾，跟着走了，并且干愿冒风险让我来决定这个抵得上一百万个还未发现的胶泥矿脉的银矿的命运。这一次人们没有跟他去。大白天他骑着马跑过小镇是极其平常的事，一点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说他俩在荒山野岭里找了九天，没有收获，他们没有找到胶泥矿脉。这时，一种不祥的恐惧感袭上心头，他预感到会发生什么祸事，可能失去隐矿脉（尽管他确信这种事绝不会发生），于是，他全速赶回来。本来他可以及时赶回爱丝梅拉达的，但他的马腿折断了，只得步行了好长一段路。碰巧他走的是一条路，我走的是另一条路，他到底精力过人，直接跑到大西方矿去了，而没有像我那样拐了回来——他晚到了五至十分钟！“告示”已经挂出，我们的矿已经“重新瓜分”，再也无法挽回了，人们正迅速四散离去。离开那里时，他了解到一些情况。从我们发现隐矿脉那天晚上起，人们一直没有看见工头在街上露面——一封电报把他叫回加利福尼亚去了，据说是因为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总之他什么事也没干，镇上的人都用警觉的眼睛注意着这一点。在这不幸的第十天午夜，矿脉“可以重新瓜分”了，刚到十一点钟，山头上已聚集了黑压压一片准备瓜分矿脉的人。那就是我以为又发现了新矿时见到的人群——我真是个白痴。（如果我们三人搞得快，也同样有权利重新分得那矿脉）。午夜一到，十四个全副武装、随时准备动用武力来保证他们的工作顺利进行的人挂出了“告示”，宣布以“约翰逊”这个新的名义取得了该隐矿脉的所有权。不过我们的那个合伙人Ａ．Ｄ．爱伦（那个工头）这时突然出现，手提一把张开机头的左轮，说必须把他的名字加进去，不然，他就要“给约翰逊公司一点颜色看”。他英勇果敢，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大家都知道他说话算话，于是他们让步了，分给他一百英尺，他们则按惯例每人保留两百英尺。这就是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的经过，是希格比回家时从一个朋友那里打听到的。
第二天早晨，由于新矿引起的激动已烟消云散，我和希格比宁愿离开这个使我们倒霉的地方。熬过了艰难而令人失望的两个月后，又回到了爱丝梅拉达。这时，我们得知，大西方与约翰逊已经合并，合并的矿产分为五千英尺或五千股；那个工头讨厌打官司，认为那样一个大企业难以管理，以九万金币的价格卖掉了他那一百英尺，回合众国老家去享用去了。要是那矿产值那么大个数字，而公司拥有五千股，一想到我们原来那六百股该值多少钱，真使我眼花撩乱。这个差别就好比五千人拥有了一幢六百人原来拥有的房子。要是我们在那产业上用铁锹和铲子干上个小半天，确立了我们的所有权的话，我们本来会成为百万富翁的！
这读起来好象是个虚构的故事，但却是许多人的耳闻目睹，爱丝梅拉达地区的官方记载也很容易查到，可以证实这是真实的事件。我永远可以说，有一次，一共十天，我的身价绝对地、毫无疑问地值一百万。
一年前，我尊敬的，各方面都可钦可佩的百万富翁老伙计——希格比，从加利福尼亚一个偏僻的小矿给我写来一封信，说经过了九至十年的折磨和艰苦奋斗以后，他终于取得了一席地位，可以动用二万五千美元了，还说他打算开个小小的水果铺。在我们躺在小屋里计划欧洲之行，打算在俄罗斯山修一座黄褐色石头房子的那个晚上，要是有人给他提出这个建议，他准会觉得那是对他的莫大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