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做、去完成那么一个行动，我是太弱了，而我知道，这是唯一可以给他带来帮助的途径。这是我的罪过。您也知道这是我的罪过。人们归之为弗兰克的“非正常性”的东西恰恰是他的优点。同他相聚的女人们都是些凡俗的女人，不懂得过与其他女入有所不同的生活。我倒是相信，我们大家、整个世界和全体人类都有病，而他是唯一健康的、观点正确的、感觉正确的入，是唯一纯洁的人。我知道，他不曾抗拒生活，而仅仅是抗拒这儿生活的这种方式。假如我能够同他一起生活，那么他会同我一起幸福地生活的。但这些我今天才明白，所有这些。当时我是个凡俗的女人，就像世界上所有的女入一样，一个渺小的、有性冲动的小女人。他的恐惧由此产生。这种恐惧是正确的。难道这个人的感觉还会有不正确的时候吗？他比世上所有的人对这个世界知道得多一万倍。他这种恐惧是正确的。您搞错了，弗兰克自己不会写信给我的。他没有任何话可写信告诉我的。事实上他在这种恐惧中一句话也没法对我讲。他爱我我是知道的。他心地太善良也太羞怯了，以致他不能终止对我的爱。他会将此视为一种罪孽。他总是把自己看成是罪人和弱者。而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有他那样巨大的力量：这种绝对的、不容更改的对完美、对纯洁和真理的需求。事情便是如此。我从骨子里知道，事情就是这么回事。我只是还不能清醒地去认识它。我在大街小巷里穿行，整夜整夜地坐在窗前，有时思想像磨刀时进发的火花般在我头脑中跳跃，而我的心像挂在一个钩子上，您知道吗？挂在一个非常薄的小钩子上，它撕扯着，带来那样薄的、尖锐得可怕的痛楚。
我的健康已经濒临绝境，假如说还有什么东西阻碍着我的沉陷，那是违背我的意志的。这种阻碍物就是至今载着我走的那个东西，某种极无意识的东西，一种对生活的不由自主的爱。最近我在维也纳另一边某处突然发现了那样的轨道，您知道吗，您不妨设想一下长达几公里的街道，像一条骰子一般的沟——而下面是铁轨、红灯、火车头、天桥、车厢，就是这样一种黑色的可怖的机体，我在一边坐了下来，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呼吸。我想，我会在充斥的痛苦、渴望和对生活的极端的爱中发疯的。我是那么孤独，就像哑巴们那样孤独，至于我在这里对您讲话，那只是因为那些话完全违背我的意愿已经从嘴里呕吐出来，因为我已经不能再沉默了。请您原谅。
我不会给弗兰克写信的，一行也不写，我不知道还将发生什么事情。春天我到布拉格来，将会拜访您。如果您能时时给我写信来，告诉我他的近况——我每天去邮局，我改不掉这个习惯——我将非常高兴。
我再次感谢您。
Ｍ．Ｐ．
还有一个请求：一个很可笑的请求。我的《判决人《变形记》、《司炉》、《观察》这些书的一个译本将在诺伊曼那儿出版——切尔文（Ｃｅｒｖｅｎ）丛书——其装帧将同查理路易斯·菲利浦的《布市》一样，您一定知道这本书的。
现在我搞完了——这几个月中我的脑子和心脏遭到啃啮，在这样孤独的情况下钻在他的书中，真是可怕——但诺伊曼要我“对捷克读者先说几句关于他的话”。耶稣基督，要我对人们写关于他的话？再说：我没有这个能力。您能为我做这件事吗？我不知道您政治上是否有反对意见——切尔文是共产党的，可是这套丛书是无党派的。诺伊曼真诚地乐意出版这本小书，为其即将问世而高兴——当然您的名字也将在那里出现，您是否觉得不合适？假如不，那我请求您做这件事。大致写三四页，我将它译出，作为序言放进去。有一次我读到过您的这么一篇文章——为拉弗格写的导言——一篇非常美非常美的文章。您愿意为我做这事吗？我将很高兴。这本书必须以出色的面目问世，对不对？译文是好的。而您的导言一定会出色的。假如您没有政治上的顾虑，请为我做这事。当然这文章必须给捷克读者提供一种信息。可是您不要为人们写，而是为自己写，就像那篇拉弗格导言一样。您在该文中怀着爱，怀着正直的、非常有见解的爱。于是您所说的便非常非常美。要得很急，马克斯，我请求您帮帮忙。我希望能带着这本从各方面看都有分量、都完美的书走向世界。您知道吗，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我必须保卫什么东西，为什么东西辩解。我请求您。
请您什么也别告诉Ｆ。我们要让他喜出望外，同意吗？也许——也许他会为此感到一点欣慰的。
好像在密伦娜和我的通讯关系中出现了较长时间的间歇，下一封信的开端便将证实这点。我丝毫回想不起，密伦娜翻译的那本书是否真的出版了，我是否写了前言。我手头既没有那本书也没有那个前言。密伦娜提到的另一篇前言是为我同弗兰茨·布莱共同翻译的居勒·拉弗格（１９０９年）的《风趣的丑角》一书而写的。在发现拉弗格方面走在这之前的是保尔·维格勒，他翻译了拉弗格的《传奇寓意剧》（Ｍｏｒａｌｉｔ６ｓｌｅｇ一ｎｄａｉｒｅｓ），可惜译文风格过于夸张，但许多地方译得很出色。依我看，拉弗格是福楼拜之后最伟大的法国作家之一。他今天几乎不为人知（在法国也一样），曾由“法兰西信使”出版（１９０２年）的三卷本全集已告售罄。什么时候还会再版，并尽可能完整地出版呢？——一然而我离题了。我当然觉得，在美与爱的王国中一切都紧密地联系着，而实际上这是连接人类心灵的唯一真正的桥梁，因此我译的拉弗格著作事实上对卡夫卡及韦尔弗早期诗歌产生了影响。——下面是密伦娜的第六封信：
非常尊敬的博士先生：
请您原谅我这么晚才给您回信。昨天我第一次离开床，我的肺已经油尽灯枯。医生警告我说，如果我不立即离开这里，我就只能再活几个月了。与此同时我也给我的父亲寄封信去；他要是寄钱给我，我就走。何时何地，我还不知道。但在此之前我肯定来布拉格一次，将不揣冒昧去找您，以求获悉关于弗兰克的确切消息。我还会写信告诉您我何时抵达。但我坚决地请求您，别把我生病的事告诉Ｆ。我不知道这本书什么时候出版，显然在冬天。由Ｋ．Ｓｔ．诺伊曼出版，波洛维出版社，作为切尔文丛书中的一本，斯蒂凡街三十七号，或许您可以去问问他，您可否在出书前将那篇序言单独发表。纸张和钱都短缺，一切都需借以时日，我不愿对您的序言作任何删节（它是那么美）。我有个印象，好像您在对我生气？我不知道怎么会产生这个印象的，于是从这封信中感到。请您原谅我对弗兰克的“分析”，那是丢人的，我为我竟会这么做感到羞愧，但有时我感到仿佛必须用双手挟紧脑袋，以免其粉碎。
我感谢您所做的一切。再见。
您的Ｍ．Ｐ．
密伦娜的最后两封信已经是在卡夫卡死后的几个月中写来的了。谈得上卡夫卡同密伦娜真正的会晤的只有维也纳那“四天”和在格蒙德短暂的倒霉的会见；后者已经由疏离伴随而来了。在长篇小说《城堡》中两个相爱者之间融洽的关系持续的时间也是短暂的。在第一个爱情之夜后，书中写道：“他兴奋极了，深感弗丽达在他怀抱中的幸福，同时这个幸福感也是极其担惊受怕的，因为他觉得，一旦弗丽达离开他，就等于他拥有的一切都离开他了。”在此之后马上开始了不和的风波，这种不和只是偶尔被信赖的插曲所打断。关于第二次与弗丽达的共处，第四章（一开头，第二页）响起了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诅咒。——我已经说过，长篇小说中的描述应该从轻蔑的漫画化角度去理解。现实生活中比那显然出于自卫原因而扭曲了的描写要宽厚。现实生活赋予这位作家以幸福的时辰，这一点在一开始写的那些非凡的信件中放出光芒，也赋予了他以密伦娜的信件（可惜已毁掉），表达了他满腔歌颂的感激之情。高潮发生于那“四天”和第二次会面之间。当然密伦娜后来在布拉格也还看望了这位作家，但那仅仅只是对病人的探望。当卡夫卡对我谈到这些来访时，尽管高度评价了从密伦娜的人治中仍然不断焕发出的好的影响，但从整体上倒是怀着更大的痛苦和烦恼提及的。哈斯在给密伦娜的信的编后记中谈到的在玛丽亚温泉的相会不曾举行；１９２２年２月２９日日记中提及许多年前的插曲，即１９１６年７月与Ｆ．在玛丽亚温泉的相处。我相信，读者会通过这几封信中出现的强有力的、充满青春气息的密伦娜身上感到，这些信是对卡夫卡给她的信的重要补充，这也是我详细地转引的原因。由于没有关于这个时期的其它直接的文件，它们的地位就更其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