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转引她给我的最后两封信（用德语写的）。第一封是在印有她父亲地址的信纸上写的，这显然表明她与父亲达成了谅解。
亲爱的博士先生：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把这本书寄还给您。请原谅我没有来看望您。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现在能够谈论弗兰茨，您也一定不会愿意同我谈到他。假使您同意的话，我将于九月份来布拉格之前通知您。请您将我留在亲切的回忆中，并向您的太太转达我衷心的问候，很可能有一次我无意中给她带来了伤害。在您有机会的时候，请您把弗兰茨那里的我的信件付之一炬，我放心地把它们交给您，说来当然并不重要。他的手稿和日记（完完全全不是为我写的，而是产生于他认识我之前，大约是十五大本）在我这里，假如您需要，便归您处置。这是他的愿望，他曾请求我除了您以外不给任何人看，给您看也必须在他死后。也许您已经见过一部分了。我最衷心地祝愿您，并保留着最友好的感情。
您的密伦娜·波拉克。
亲爱的博士先生：
我不能前往布拉格，把手稿交给您，尽管我很愿意这么做。我也没有找到任何可以放心托带的人，我更不敢通过邮局寄上这些本子。我将考虑把布拉格之行推迟到十月，但愿您届时已经回来，我便能把一切亲手交给您。我也请求您把我的信从卡夫卡家里取出，这样对我来说您将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不想自己去请求他们，我与他的亲属的关系从来就不好。我非常地感谢您，１０月１日以后在布拉格再见！如果您那时也不能在布拉格，请您写信到维也纳来，告诉我您何时从意大利回来。
致真诚的问候！
密伦娜·波拉克。
此后我还经常与密伦娜谈过话，并接收了卡夫卡的手稿。
从我几年前才得知的一桩事实中可以看出，在观察卡夫卡时绝不能使用过于简单化的心理学。现将这件事报道如下。
１９４８年春，当时居住在耶路撒冷的音乐家沃尔夫冈·绍肯写信对我说，有人曾经向他透露，卡夫卡曾经有过一个儿子。作为证据，他向我出示了一个叫Ｍ．Ｍ．的女士的信（格蕾特·布洛赫；关于给她的信参见《绝望和拯救》），他（报告者）与她是好朋友。这位女士那时已经辞世，那孩子在此二十多年前已经死去。事情最可悲之处在于，卡夫卡从来不知道有过这么一个孩子——他不到七岁就死了，还在卡夫卡去世之前。孩子的母亲是个自尊心很强的、精神上和物质上都独立的女士，她出于敏感很容易闭锁心扉。也许她心里有顾虑，不愿向卡夫卡透露这个消息，因为随着这短暂的关系而来的是长时间的、最终的疏远。我略略认识Ｍ．Ｍ．夫人，但对她与卡夫卡之间的友谊一无所知。根据弗兰茨对我的叙述，我把他们间的这种关系视为断断续续地出现仇视的关系。在弗兰茨的日记中可找到指着同一个认识方向的暗示。不管怎么说，Ｍ．Ｍ．是个著名的、卓有成绩的、意志非常坚定、极其聪明的人，对生活有着远大的目光。假如卡夫卡得知，他成了一个儿子的父亲，这会给他的发展带来多么巨大的裨益，其影响简直不可估量。他内心最盼望的莫过于获得孩子；他最怀疑的也莫过于自己生儿育女的能力。每个他的著作的行家都知道那些相关的段落，卡夫卡在那些段落中表达了坐在孩子的摇篮边的渴望。实现这个渴望对于他的意义超过了其本身，也许能从最高层次向他证明自身的价值，因此也许具有决定性意义，他会感到自己身价培增；他始终将缺少后代视为一种特殊的、宣布将他逐入地狱的判决。如果卡夫卡把这个孩子收养过来，孩子也许不一定会死；也许重新觉醒的自信心能够拯救卡夫卡自己的生命，也许他今天就坐在我旁边，使我不必对着虚无命笔。“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得承认，这里的生活谱写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与卡夫卡著作中一切复杂的冒险性的残酷和讥讽的苦涩特征是那样惊人地相似。
Ｍ．Ｍ．夫人在布拉格瞻仰了卡夫卡的墓。她那时在布拉格又见到了给我提供消息的人，１９４０年４月ＺＩ日，她从佛罗伦萨写了封信寄到以色列给他，我从中摘取关键性的几行。“你是当时在布拉格看到我处于莫大的困境中的第一个人，我为那时刚刚预感到的恐惧而忧心忡忡。你在你朋友们杂乱的房间中的音乐演奏。在这个神奇的城市中（我对它的爱超出您的想象）短时间的散步，这些在那时也都还能帮助我克服恐惧心理。我去瞻仰了那个对我来说意义极其重大的男人的墓，他死于１９２４年，他的高超艺术至今仍为人称颂。他是我的男孩的父亲，这孩子快七岁时突然在慕尼黑死去。远离我和他，而我与他在战争年代就不得不分手了，以后再也没见过——一直到几小时前——因为他在他的家乡，在远离我们的地方死于一种致命的疾病。我从来不提此事。我相信这是我第一次说到这事。我家里人和我的朋友们从不知道，除了我后来的上司以外。他因此而对我很好，很规矩。所以当他１９３６年去世时，我也失去了很多东西，失去了一切。想到他们不必再受时间的折磨，我心情平静，感到幸福。”Ｍ．Ｍ．夫人在好多年中一直是以这么一种独特的方式谈论卡夫卡和卡夫卡的作品的，以致我的消息提供者断定信中这一段所指只能是卡夫卡，绝不会是其他人。此后意大利很快就介入了战争，Ｍ．Ｍ。同我的消息提供人之间的通信不得不中断。那次重访布拉格已经是在德国纳粹夺权的阴影下进行的了。Ｍ．Ｍ．当时的住地是柏林，她有理由谈到折磨着她的预感性的恐惧。她逃往瑞士去以色列，最后到了意大利。我的消息提供人得到的最后一次关于她的消息来自不列颠红十字会，落款日期１９４５年５月１６日，报道的是：“Ｍ．Ｍ．夫人被德国人于１９４４年５月从Ｓ．多那托·迪·科米诺和弗洛希农带走，同其他生活在这个区的犹太人关在一起。我们深感遗憾，当前我们一点都帮不上忙。”进一步的了解表明，Ｍ．Ｍ．被一个德国士兵用枪托打死了。我检验了消息提供人告诉我的所有线索。这些线索将我引向佛罗伦萨的好几个人，他们住在圣吉尔吉奥和简宁利奇奥里膳宿公寓。找到Ｍ．Ｍ．遗物的机会十分微弱，那里也有许多卡夫卡的信。居住在弗罗伦萨的作家马克斯·克莱尔帮助我寻找。但是没有下落。有可能卡夫卡的这些信今天保存在一个叫Ｅ．Ｐｒ．的先生那儿，是这位先生帮助Ｍ．Ｍ移居智利的（借此机会顺便说一下，卡夫卡写给那个同他两次订婚的“柏林女人”的书信至今仍在期待着与读者见面）。无法知道卡夫卡的儿子名字叫什么，他曾生活在什么情况下，死于什么情况下。没有什么东西像卡夫卡唯一的儿子这样，逝去之后在历史领域内留下的踪迹是这样的少。
卡夫卡的世界声誉并没有使人们能够理解他。围绕着卡夫卡已经出现了一个神话气氛，抹杀了他的人品的真实特征。比如一家瑞士刊物为努力使一般读者对卡夫卡“感兴趣”，竟信口开河说了些最为荒诞不经的故事。如，在他的慕尼黑朗诵会上，有三位女士晕厥过去，被抬出大厅，由于卡夫卡所读的恐怖场面的描写是那么骇人。还有，有两个女人在他尚未掩埋的墓旁爆发了一场争论，两人都声称是他的妻子。——所有这些纯属子虚乌有。关于慕尼黑朗诵会卡夫卡向我详细介绍过。如果发生过那样轰动的事件，他一定会提到的；因为按照他的性格，一切有可能被利用来反对他的事情，使他心情受压抑的事情，他都要特别地强调如果那时真的在慕尼黑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那么卡夫卡在布拉格火车站（我去接他）就会对我说：“你看看，马克斯，我是个多少低劣的作者，我不能为人们做点好事，却给他们带来伤害。三个昏过去——这是我可悲的成就。”我敢断定，他会怀着对自己的夸耀性的幸灾乐祸大体上说这么几句话的。关于他的葬礼，那时我自己负有伤感的义务：扶着他的生活伴侣行走；我可以证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只有在最遥远最不着边际的地方才会产生这样的谣言。
关于卡夫卡遗留的文学作品的故事我在每本书的后记中（尤其在《诉讼》的后记中），此外还在我的《作为指路人的弗兰茨·卡夫卡》一书中作了详尽的记述。卡夫卡自己发表的所有作品都收集在第一册《短篇小说集》中；此外只有那篇幅短小、引人入胜的散文小品《铁桶骑上》也是在卡夫卡生前付印过的，刊登在报纸《布拉格新闻》上；再就是１９０９年刊登在《波希米亚》上的《在布雷齐亚观飞记》。严格地说，这两篇散文也应该归入第一集。在其它所有集子中材料都是卡夫卡遗留下来的。在有关的后记中我对我的助手汉斯·约阿希姆·雪普斯．海因茨·波利策和艾斯特·霍弗的合作表示了谢意；只有感谢不能得到足够的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