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像一根棍子似的从他嘴里吐出”——这是我记录在日记中第一句卡夫卡言论。卡夫卡用这么一句话来形容某人（我今天早已想不起是谁了）说话不容人打断的特征。
重读我的笔记，我今天仍然能产生对卡夫卡的表达方式的敬佩之情。对他来说，不存在普普通通的事物，他总是处处以他独特的简洁的观察能力和比较能力来表达事物的，而且全然不受拘束，脱口而出．带有最典雅的自然性。
见过卡夫卡的人，丝毫感觉不到做作的、阴暗的少时印象造成的任何精神负担，感觉不到为摆脱这种负担就轻易把颓废和纳士派头视为出路，也感觉不到心灵的揪扯、侮恨。《致父亲的信》中所写下的，在外人看来似乎并不存在。或者只不过有所暗示，并且仅仅存在于非常接近的朋友圈子里。这种痛苦我是逐渐看到和理解的。卡夫卡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个健康的年轻人，显然沉静得出奇；他视察着，不引人注意。他的精神趋向根本不是“有趣味的病态”、怪僻、怪诞，而是显示着自然的伟大，显示着向上、强健、健康、可靠、简朴。
我总是不断遇到卡夫卡的那些只通过书本认识他的崇拜者们对他所抱的完全错误的设想。他们以为他在待人接物中也是抑郁的，甚至是绝望的。事实恰恰相反，在他身旁会感到舒服。他思想之充实（他表达思想多半用开朗的声调），就最低限度而言，使他成了我遇见过的人中最容易与之交谈的人之一，尽管他很谦虚，尽管他很平静。他说得很少，在大庭广众中他经常见小时不发一言。可一旦他说起什么，马上就会令人侧耳倾听。因为他的话总是内容充实，命中要害。在与亲朋好友交谈时，他的舌头有时灵活得令人惊讶，他能够激越亢奋，直至忘我，这时风趣的话语和开怀的笑声简直是无休无止。真的，他喜欢笑，笑得欢畅，也懂得如何运朋友们笑。这还不止，在困难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心地信赖于他的明达事理、他的策略、他的几乎没有失误的见解。作为朋友，他能奇妙地给人以帮助。只有对他自己，他才会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在同他的个人交往中，由于他有很好的自制力，人们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这个印象，而他的日记则加深了这一印象。从他的书中，尤其是从他的日记中看到的景象竟是这样的灰暗，与平常与他一起度过的生活截然不同，以致有必要将日常生活中的印象用来矫正与补充——这也是促使我写下这部回忆录的动力之一。留在我们这个圈子中的卡夫卡的生活景象与他的文学并驾齐驱，有必要加入对他的整体评价。在他的情绪好的时候，他会在两个人对话的场合中编织插着想象翅膀的童话，这是些奇特的作品，我后来在描述我们的瑞士之旅时曾举过一个例子（作品《廉价》）他执意地扩展幻想，怀着可爱的固执，不断回到幻想上来，以各种色调的幽默赋予它以多彩多姿的生命，总是像在独特的玩耍中源源涌出新的奇思妙想。
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在他创造力的独特性中同样碰得到这种游戏般勾勒的线条；我们切不可等闲视之。我还发现，他的妹妹奥特拉在这点上很像他；这活跃的、想象细微的玩耍性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家庭属性。有一次我去见奥特拉（这时卡夫卡已死去很久了），与她商谈一件重要的事；一开始她就滔滔不绝地向我讲她对她的狗的有趣观察，大约有一个小时无法同她谈其他任何问题。我经常在卡夫卡身上发现相似的情况。
我是在大学一年级时认识弗兰茨·卡夫卡的，那是１９０２年到１９０３年间，好像已是１９０２年的下学期中的事了。弗兰茨比我大一岁，当时正处在第三个学期。他离开中学后，先是注册了十四天化学，然后是一学期德国文学，然后报了法学——最后这个选择只是作为权宜之计，没有爱好在先，就像我们中的有些人那样。
在慕尼黑同保尔·基什一起继续学习德国文学的计划不曾付诸实施。法学专业有着最捉摸不定的前程，没有方向，或者说包含着最大数量的不同方向（律师、官吏），也就是说前景的断定要向后推延，这个专业并不要求对它怀有任何特殊的兴趣爱好。卡夫卡是叹息着接受这个专业的。他从不隐瞒对法学学业的反感，下面引的一段日记可资为证（１９１１年）：“摘自一本旧笔记本：现在是晚上，我从早上六点就开始学习，现在我发现，我的左手出于同情心已经用它的手指将右手捏住一会儿了。”
在《致父亲的信》中，这一职业选择同“被父亲战胜”，同“主要事业”也挂上了钩。这是一个属于后面的结构，可是其核心，我们青春时代的无言可遵、无章可循状态可以在卡夫卡的话中看得清清楚楚。卡夫卡写道：“对我来说实际上不存在选择职业的自由。我知道：一切与主要事业相比，在我的心中都显得无所谓，就像中学里的一切教学内容一样。事情就是找一个职业，只要不十分伤害我的虚荣心，这是我的无所谓心情最容易接受的。那么法学便是不言而喻的对象。虚荣心和狂妄的希望与之相对的小小的尝试，比如十四天的化学学习，半年的德国文学课程，都只能加强那基本的看法。于是我选择了法律。这意味着，我在每次考试前的几个月中充分绷紧神经，精神上靠吃千万张嘴咀嚼过的木粉度日。可是在一定的意义上，我觉得水粉不难吃，就像在一定意义上以前的中学生活和以后的职员工作给我带来的滋味一样，因为这一切完全符合我的处境。至少我在这里显示出令人惊讶的先见之明，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已经对学习和职业有过十分清楚的预见。我并不期望得救，在此我已经自暴自弃了。”具有根本意义的事实情况是：我们俩确确实实地感觉到了只有艺术创造对我们才有向心力，但是我们并没有承认这一点。我们对艺术也有着过高的看法，好像总想将艺术同“面包职业”这个词汇、这个概念所表达的令人头疼的问题联系起来。再说也没有任何人来引导我们，给我们指出道路（假如果然有道路的话）。由于我们得不到任何人出的主意，所以我们只能以为自己所不喜欢的学业是唯一的避难所。其它避难所至少在我眼里不存在。卡夫卡自然还有一种模糊的设想（这在他生命的后期重现过）——可以“离开布拉格，从事某种完全不同的事情”。
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处是“德语大学生阅读演讲厅”（这个聚会场所那时在费迪南特大街，现名纳吉德尼）。那时，只要不是民族反犹思想者或犹太主义者，加入这个规模颇大的联合会对布拉格（以及各地许多地方）德语中学的毕业生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我在很久以后，大约在此十年后，才信仰犹太复国主义人这个“厅”具有德意志自由派性质，我们虽说不戴便帽，却系着黑红金之色带子，带子上写着革命的年份１９４８。不过对那场革命的怀念已是那么苍白，那么不热烈，那已是完全没入地平线后了。此“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厅委员会；在它与成员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抗，有时候甚至演化为一种“斗争”，而最后总是以成员们垂头丧气的、彻头彻尾的失败告终。这是因为每次举行全体大会时都会冒出一批“有色人”、即有宗派色彩的联系对象，他们属于“厅”，但与“厅”之间只有松散的关系，一年到头从不关心联合会的生活，在作决定之前他们却全数到达，一致给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投票（我们每一次都为这台选举机器所激怒，这台机器由委员会伟大的策略家布鲁诺·卡夫卡根据事先详尽的安排加以操纵），他们根本不能参加辩论，对受歧视的“浪荡公子”——即没有宗派色彩的人——反对委员会的意见不感兴趣，他们仅仅通过坚决果断的头头们的嘴来宣布他们不可逆转的意愿。而委员会便一次又一次地站住了脚，未被推翻。
弗兰茨不参加这些虚荣得幼稚可笑的游戏，关于他同布鲁诺·卡夫卡的亲戚关系也是在后来才听他谈及的（同时他表露出对这个精力旺盛的人的钦佩）。——然而我们正是在这场熙熙攘攘的蛙鼠之战中第一次见面的。——“委员会”的反对派核心是那个“文学艺术部”，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独立性，只有其经济问题取决于季员会的意见—一这往往导致激烈的辩论；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邀请戴特莱夫·封·利利恩克隆来布拉格作报告，委员会不是不同意给他酬金就是不同意照我们提出的给他那么多。与委员会跟它的舞会委员会和节庆酒会相比，我们觉得身处文艺部即为精神的肩负者，且不论这么认为正确与否。本部定期举办讨论会和内部报告晚会。我刚脱离中学时，在这种晚会上初次登台是作一个题为《叔本华和尼采》的报告。这个报告引起了小小的震动，这是由于我当时是激烈的、狂热的叔本华信徒，任何对我奉若神明的这位哲学家的论点的哪怕微不足道的反对意见我都一概认为是亵渎神明；而尼采则被我一口咬定，不加掩饰地说成是个“骗子”。（我对尼采的反感至今依然，尽管已有所保留，内容也有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