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皇太后的善举是广泛的，她施食给穷人，帮助不幸的人。她的同情心被激起之后，施舍起来非常大度。她的诏书中频频命令将一袋袋稻米和食物分发给穷人，以及送到闹灾荒的地区去。北京有一个很大的避难所是她捐助的，每年有一万个穷人受惠。冬天里，类似这样的诏书不时出现——命令“赏通州王恕园等处粥厂、暖厂、栖流所、回民粥厂１７０石（一石合１３３磅半）。”１９０４年１１月６日的诏书。
她也同情不幸，设法纠正她所知道的错误，改革她所听说的弊端。我从１９０４年１１月１９日的《北华捷报》上抄录了以下这篇报道，指责该报袒护地看待太后的任何行动是不可能的（事情恰恰相反）：
“拳民运动时有一王姓歹徒，欠了某个人的钱。某人经常催讨，最后状告了王某。官厅判决王某归还这笔债，而且因为他对审案的官员无礼，还被加以杖责。这激怒了王某，他发誓报仇。北京的拳民运动达到高潮时，他成了一伙起事者的头目，带着他的那伙人来到那个告官逼他还债人的家里。王某和他那伙人不仅杀了他的仇人，而且还屠杀了他家里１１口人，只有一个年轻的媳妇幸免于难。她藏在一个搁楼上，看到了整个一场悲剧，还看到他们将老人和四个儿子的头挑在长矛上扬长而去。
“这可怜的媳妇没多久就从北京逃了出去，只是几个月之前，到了１９０４年，她方才得以返回。她发现了那个杀害她夫家人的凶手住在那里，请人就此写了张状纸。
“一天太后从一处官殿前往另一处官殿，这位年轻的寡妇冲到太后的仪仗前跪下了。太后看见了这姑娘（她才１９岁），派自己的侍卫去问她有什么要求。姑娘身服重孝，头顶状纸，请求对杀害自己丈夫的凶手绳之以法。太后读了状纸，脸色阴沉下来。她从后面叫来一名太监，命令他把姑娘和她的状纸带到刑部，传旨立即逮捕这些凶手；要求加以审判，然后把结果报告给她。事情就这么办了。１９０４年１１月１日，首犯王某与他的两个儿子、一个侄子被依法斩首，以抵偿他们犯下的残酷罪行。”
据说慈禧皇太后在宫内事务的管理和她的个人习惯方面都奢侈无度。说到宫中的奢侈，无疑是有管理不良的原因，而且奢侈的确无所不在。大项目托付给了太监和贪财的官员之后，管理中就弊端丛生，北京的宫里就这样。
宫中的奢侈是清王朝掌握政权之前几百年间许多代中国经济学家的课题。有几个皇帝企图通过个人的努力和自身的节俭亲自杜绝这种奢侈，但达不到目的。有个皇帝的一件事流传着，说他的朝袍袖子有点破了，就把内务府总管叫来，问一件新袍要多少钱。他发现这要花费３０００两银子。因为这件袍子只是右面的袖子破（他写字时经常使用肘部），他为了做好表率以及推行节约，决定做一个新袖子，而不把整件袍子换掉。最后他下了旨，袍子被拿出宫去，放了几个月。待到还了回来，这位皇帝陛下惊讶而懊恼地发现，新袖子比新袍子的价钱还贵：
还有一个皇帝在宫外散步时用几个铜板买了一种食品，下一次他在宫里吃到时就问这东西多少钱，人家告诉他是“四两银子”。他抗议了，说他在宫外用多少钱买过。这时他的内务府总管告诉他，在宫“里面”他的餐桌上要得到这个没四两银子是不可能的。要是他想用几个铜板买，他可以在宫外买了亲自带进宫来，可是除他之外没别的人能够用外面买的钱把它带进宫来，因为在它到达他的餐桌之前会经过许多道手，的的确确要花到四两银子。
几次这类减少宫中费用的努力之后，即使这些聪明而节俭的皇帝也不得不放弃了尝试。古时候宫内的事情比今天简单，如果那时这些皇帝无力遏止宫廷内部的奢侈，那么现在日久年深，制度越来越僵化，这么做一定会难得多——尤其对于慈禧皇太后来说，她根本不能走到外面去亲自观察。据说太后餐桌上的鸡蛋每一枚要花三两银子。但宫内的改革固然有其必要性，却必须来自外面，来自大小官员们，皇上、太后个人的努力是无法改变现状的。
至于太后个人的奢侈，除了送礼之外，我没见过其他有关的证据。她的衣物，从实际价值方面说，除了珠宝之外，其昂贵不会超过我们美国有些百万富翁的妻子。因为在中国，款式是不变的，毛皮和绣品就这么一代代传下去。即使她的珠宝，也并不比欧洲任何君主的多或是美观，只不过较为独特而已。她有大量珍珠——因为珍珠除了是清朝的国宝之外，也是她所钟爱的珠宝一一但她没有钻石，没有祖母绿，只有很少几件欧洲宝石。她有一些很好的玉首饰，可是这与珍珠一样，在中国比在别的地方便宜。
我见到过几件小事，它们似乎都显示大后与其说是奢侈还不如说是节俭。一次我在画她的一幅肖像时，她决定把袍子上的装饰改掉。她叫人拿了一卷卷各式各样的饰带来挑，最后选定了其中某一根，叫一名侍女在脖子周围缝上了一些。当我想将这根剪了，以便在下摆边露出的地方也缝上一些时，她说道最好别把这根饰带剪断，因为它很好看，剪了就糟蹋了，也许再也不能用来装饰其他的袍子。这些饰带和绣品的长度只够装饰一件衣服。一天她喝某种果汁时，手在光滑的玉碗上滑了一下，就有一些果汁翻倒在她短褂上。她十分懊恼，要把果渍除去。不管是自己还是侍从，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这之后她说道，她听说外国人有神奇的清洁方法，她得派人去了解，像这样偶然一下子一件东西就给糟蹋了，一件好衣眼就谁也不能穿了，岂不是太糟糕。
我确信慈禧皇太后具有强烈的民族感，对自己的国家有着确确实实的感情，当有内忧外患时，她似乎是确确实实地忧虑伤心，仿佛这是她个人的事。当然，她会犯错误，还是很严重的错误，但考虑到她对“外面”所发生的一切，了解的渠道只有向她提供的报告，考虑到她没有机会亲眼目睹，她不进一步犯错误似乎也算够了不起的了。
尽管她对人具有洞察力，又天生有良好的判断力，她在判断自己周围的人时还是免不了犯错误。这并不奇怪，因为她几乎没有机会看见他们的真面目。她很会看面相，但一个人总不能老是依赖相面术。她的习惯是给她周围所有的人一定程度的自由，直到他们不再怀疑她对他们的宠信，因而对她暴露出他们的真面目。接着她立即就会抑止他们，或把他们扔在一边。这常常显得残忍和冷酷无情。有时候她对自己看着不错的人采用别人对他的判断，因为她的侍从们中间肯定有许多勾心斗角，而她听了报告会受到影响；因为为了形成一个意见，她不得不去倾听宫里的风言风语。不过通常她的洞察力会帮她的忙，最后她的判断力总会恢复过来。
她有严重的偏见，经常任凭她自己受她信赖而宠幸的人的欺骗。开始的几次试下来，她认为自己已经能对他们作出准确的判断了，于是就很容易上当受骗。这些受宠幸的人这时会肆无忌惮起来，她有时候就成为他们愚弄的对象。就这样，军机大臣、近臣、朋友和侍从，一旦完完全全地在她的心目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常常可以在她跟前占到上凤，使她天生的聪明被他们所利用。
她会变得非常刻薄，有时候刻薄得残酷，不过我通常会发现她这刻薄是有它的理由的。她很冲动，也有她的脾气，但她从未有过任何有失体统的举动。她发火时嗓音从不提高，只是失去了银铃般的甜美，变得像普通金属而已。她从来都是安安静静，很有教养。
就我对慈禧皇太后的观察，好像觉得她一心一意想着要做的事是不会心甘情愿地容许别人干涉的——倘若有谁妨碍她实现她已经决定了的计划，她甚至会毫不犹豫地毁掉这个人。但她的判断力非常之好，除非她觉得一件事非做不可，不然她不会作出决定。
至于善交际、明世故，她在这方面的能力是不同寻常的，我从未见过有什么人超过她。她第一次接见外国人时，克劳德·窦纳乐爵士在报告中说她是“一位友好而殷勤的女主人，展示了真正女人味的既老练又温柔”。苏珊·唐利夫人也说：“她接待她的欧洲客人时那份安详和庄严是从哪儿学来的？”这些对她善于交际的看法，就我所知，是北京各外国使馆全体人员的意见。
当年轻的普鲁士亲王阿达尔贝尔特访问北京受到皇上、太后特别接见时，跟他一起来的不仅有德国公使及其下属，还有一些作为他亲随的军官。这就使得引见的次数不得不异乎寻常地多。有人告诉我说，接见外交使团时只有男宾在场，这时太后就有点羞涩，举止行动不像接待女宾时那么松弛。但这次接待年轻的亲王时，她的兴趣全放到了跟他谈话上面，我听在场的一位先生说，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太后在接见外交使团时完全彻底地放松，而且那天她光采四射，仿佛对询问年轻的亲王和慈爱地与他交谈兴味十足，这时他才充分意识到她神奇的魅力和她与生俱来的社交能力。
我听见有人说慈禧皇太后的魅力是专为这些场合装出来的，说她是个技艺精湛的演员；可是我在宫中的全部时间里，所见的她一直是个迷人的女主人，对她周围的人的舒适考虑周到，对苦恼的人很容易发生同情。我见过所有不同场合中的她：接见中的和燕居中的，焦虑中的、苦恼中的，以及高兴中的。像她这样对大自然的各个阶段如此热爱的人怎么会残忍和冷酷无情，我相信她的的确确、实实在在是仁慈的。她显然极为看重聪明人，善良的人她似乎也总是喜欢的。她永远是个迷人的研究对象，她那吸引人的性格充满了魅力。我发觉她人情味十足、具有真正的女性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