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使馆区位于元故城，恰处在皇城的城墙之下。１９０４年的美国公使馆安顿于运河上的一座中国寺庙之中，在水门左边。而水门的开辟还是１９０４年联军强行要求的。在此之前，前门与哈达门之间并无城门。
一清早我从美国公使馆到宫里这段短短的旅程别有风味。我的马车上了路，沿运河而行，经过英国公使馆那漂亮的院子，到达缓冲区，再过运河上的白石桥，来到皇城高大的红色城墙下那条狭窄的街道。中国各地到处都是的那些城墙是建筑上的杰作，是中国建筑科学的顶点。久已被公认为世界奇迹之一的长城就是中国许许多多城墙当中的一条，其特别引人注目只不过是因为规模和长度的关系。中国几乎每一个城市和城镇都有高大而又坚固的城墙，再配上漂亮的城楼，就使它们成为建筑学上货真价实的杰作了。甚至宫殿和富人的庄园都有不错的城墙，城墙角上建有塔楼式的凉亭，改变了其线条的呆板。这些城墙比它们所围绕的城市和房屋高出许多，上面又有望楼，所以守卫者可以看出去很远，在中世纪，面对敌人的攻击或野蛮民族的入侵，肯定能提供很好的保护。
元故城主要的道路很宽敞，当中有约高起２英尺的人行道。帝后外出时，这条道上就铺上黄沙，被用作了御道。但平时任何马车和轿子都可以在上面走的，不管坐车轿的人官阶如何。它的状态总是保持良好，好像就是马可·波罗讲述忽必烈宫中的情况时提到的高起的路中幸存下来的一条。这条高起的人行道两旁低下的道路情况一般就很糟糕了。流动小吃摊的摊主气味难闻地操持着油炸糕团之类营生；理发师在行人的众目睽睽之下替顾客修面，以及修指甲、扦脚；卖衣服、蔬菜、旧铁器之类的小贩将他们的货物摊在路当中，全然不顾来来去去到处游荡的狗和家禽，甚至猪。一滩滩污水、一堆堆垃圾也在这恶臭的乱七八糟中占了一席之地。不过这些街道也不是一无可观。商店精雕细刻的门面、带红色三角旗的典雅的招牌、晃来晃去的颜色鲜艳的灯笼、星罗棋布的流动贩子头上所张的大伞，所有这些都有其－定的魅力。
进了皇城的城门之后，路上小车、官轿和系着美观的络头的马匹就熙熙攘攘起来。我们有时遇见外务部和各衙门的职员带着公文匆匆来去，也有时瞥见一眼绿轿深处的某位大军机：庆亲王瘦瘦的白胡子的脸，或者似乎有可能越来越受宠的新任军机大臣那桐那阴郁而酷似犹太人的面孔。有时候我们经过抬着鲜艳的红色花轿的迎亲队伍，或者某一好看的送丧队伍，红色的棺枢大大的，上面盖着华丽的绣品（因为婚轿和丧礼的装点上一样都要用红色的）——而它那又粗又长的杠子由数百个穿红袍的人扛在肩上，旁边还有各式各样跑龙套的，都是中国发丧时总要雇的人；棺枢后面跟着蒙了白色的马车，载着穿白的哭哭啼啼的女眷。有时候我们经过一群穿黄袍的喇嘛，在宫里做完佛事之后正往回走——还有时是一大串驮了山里的煤或远方的物产的骆驼。蒙古王一年一度晋京期间，我们遇到过他们和他们穿皮衣皮靴的亲随、他们系着别致的络头的马匹，以及装点得漂漂亮亮的骆驼，因为他们是住在皇城之内的宫殿里的。
所有这一切我们一路往宫里去时都可以碰上。慈禧皇太后的宫殿的围墙内和大门口，本着中国人通常的宽容，本着伟人对穷人的体贴，每天在一定的时间内都允许乞丐们进来收受御厨房的剩菜剩饭。宫里的垃圾被车走之前也允许穷人们翻弄。这门的四周总是有各种各样穿破衣服的乞丐，警卫和士兵显然对他们很是照应。至少，没人会干预他们操持自己的营生和活计。
我发现这个现在变成了我的画室的宏伟的大殿光线暗得几乎无法工作，即使在很大的玻璃门前也是如此。将就了两三天之后，我告诉首领太监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我不想用我的不快去打扰太后，她自己要操心的事已经够多了，而且似乎被愈传愈盛的满洲开战的流言弄得越来越担心、忧郁；但再这么工作下去是不可能的。我决定将大殿突出到廊檐之外的一端布置成工作场所，为了得到充足的光线，即使这个地方，上层糊纸的窗户也需要换成玻璃的。太监们犹豫了。他们说这么一来就不得不作很大的变动，花费不小，再说还破了例，因为宫内的房子上层窗户从来没有用玻璃的。下一次太后进来时，我对她说像这个样子没法工作。她自己也说这屋子太暗了，而且还注意到对面的琉璃瓦屋顶反射过来的光。她听了我的想法之后，下令马上去做，说她就这事“会对皇帝说”的。太后的旨意总是立即被迅速执行，两天之后玻璃窗已经照我的想法安装好了，使我惊讶不已。我叫把固定在窗下的长座撤走，把大殿这一端的所有家具都搬开。太监们在搬走一座机械精妙的巨大的象钟时颇感犹豫，因为它１５０年来从未被搬动过，但最后我连这一点也做到了。即使家具全都搬走，大殿的这一端也只是个狭窄的工作场所，不过自从开始替太后画像以来，我总算第一次有了还算满意的光线，一个用于作画的安静场所。这里与太后和公主、女官们的住所都隔着相当一段距离，足以使我能安安静静地工作而不受干扰。这所大殿决定拨给我之后，就放人了一套欧式家具。虽然从艺术角度来说，我对此并不高兴，因为与其周围的环境太不谐调；不过当我想要休息时，却发现垫得好的安乐椅实在舒服。
我刚在我的新画室里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太后就谈起要再画一张大的肖像，大得除了她自己之外还可以画上所有必备的随驾器物（雉尾扇、三折屏风、九只凤凰、天竹）还有一堆堆苹果——都有其标志性，或者象征性。我对太后说作这画之前最好先画幅小的习作，肖像的大小可以等习作画好之后再决定，她爽快地同意了。我就开始画习作。宫里好看的宝座颇有几张，如果画上去的话，任何一张都会与构图的线条相吻合。我挑选了一张华美的古旧红漆宝座，是件富丽堂皇的艺术品，但太后不喜欢。事情与线条、颜色是否跟画相配无关，关键是，照中国人的说法，一切都要“合适”。对中国人来说，合适是种宗教，一件“合适”的东西必须符合传统，因为传统与合适是同义词。宝座的问题暂时搁置了起来，太后说她想好了一张画上去的，会在我开始画那幅大的肖像前找出来。
最后我开始了那幅素描。太后穿的是一件她的正式冬袍，毛皮的村里使已经绣得过于繁褥的缎子显得从未有过地刻板，而且下摆的边缘饰着重重的珍珠，即使偶尔有纹出现也早就被扯平了。她的朝褂之上披着她那著名的珍珠披风，头饰上佩戴着长串的珍珠，还有许多用于重大场合的奇异首饰。她穿上了毛皮里子的衬袖，把她漂亮的手遮住了一半。手掌是看不见了，她那有着细长而弯曲的指甲和镶宝石护指的小小手指尖呈现出很不幸的效果。更有甚者，她的手在大腿上紧紧地捏成一团，线条被她捏在一只手上的一块淡蓝色大手帕弄得模糊不清了。
我的心一沉。这么一来我会失去她的一个主要的美。我请求裕庚夫人让她把手的姿势换一换。她说她不能这么做。于是我只得用汉语对太后说我不喜欢她的手这么放。“可我喜欢这么放，”她说道，用一种极有魅力的好笑而又惊讶的神情看着我，深深诧异她所喜欢的怎么可能有人不喜欢。她的手仍然那么放着，我不得不就这样开始画。
第一幅素描很快画好了，太后表示很满意。接着讨论起了肖像的尺寸。我量了量，觉得５Ｘ８英尺够大了，但她了解到将来实际的大小之后，认为６Ｘ１０英尺更好。于是宫内木匠被召了来，我尽量准确地告诉他们如何做一个绷画布的框子。中国工匠聪明、耐心，也善于将有关要求付诸实施，框子令人满意地做成了。可是必须将画布绷上去，这个他们似乎就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所以我不得不试着自己做这件事。因为画布太大，我只能站在一条６英尺高的凳子上（他们没有梯子），把这巨大的框子放在前面，一大队太监由一名首领太监领头，站在四周帮我的忙。我用铁钳钳，把画布拉紧，都是自己干。画布由太监们在角上扯住，也是站在凳子上Ｚ一个人扶钉子，一个人执锤子，如此等等。我发出的每一条命令首领太监都用响亮的声音重复一遍，工作中太监只要弄不清楚我的意思，马上就会遭斥责，并受到挨板子的威胁。最后我总算完成了这艰巨的任务，画布绷上去了。太后听说这事是我自己动手干的之后，十分不安，说我该让太监“绷四五个”，直到他们明白怎么做为止。可我没这么多画布来供做这种试验之用，而且在中国再多一块也弄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