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我们知道与否，我们全都有一种形而上的思维；同样，不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也全都有一种道德观念。
而我的道德观极为简单——对任何人既不行善也不作恶。不作恶，不仅是因为认识到别人也拥有我裁判自己的同样权利，有权不被别人妨碍，而且还因为我认为世界上已经有足够的自然之恶，无须再由我来添加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乘客，从一个未知的港口起航，驶向另一个对于我们来说同样是异乡的港口；因此我们应该以旅伴之谊来相互对待。而我不选择善举，是因为不知道善是什么，也不知道自以为做了什么善事时，这件事到底是不是善。当我施舍的时候，或者试图教育或训导别人的时候，我怎么知道自己或许不是制造了恶？疑惑之下，我只能放弃。我更愿意相信，帮助或者慈善，在某种情况下也是干涉他人生活的一种恶行。好心是一种心血来潮，我们没有权利让自己即便是人道的或者侠义心肠的一时兴起，使他人成为受害者。施惠总是强加于他人的事情，这就是我对此大为憎恶的原因。
如果出于道德的原因，我决定不对他人行善，也就不要求任何他人对我行善。我最痛恨的事情，是自己生病的时候受惠于他人的照看，因为这也是我讨厌对别人做的事情。我从不探访病中的朋友。无论什么时候我在病中被什么人探访，我都感到这每一次探访都是对我自己选择的隐私，构成了一种不方便的、搅扰的、无理的侵犯。我不喜欢别人给我什么东西，他们似乎是迫使我也给他们一些东西——给他们或者其他的人，而对于他们来说那些东西完全不重要。
我在一种强烈拒绝的姿态下极为合群。我是但求无害的体现。但是，我仅此而已，我不想要超出这一点，也无能超出这一点。面对一切事物，我都感到一种生动的亲柔，一种智慧的关切，不过这统统只是矫情。我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信仰，没有希望，也没有上帝的悲悯。我没有感受到别的什么，只是反感和厌恶那些各种类型的真诚及其真诚的信徒，还有各种类型神秘主义及其神秘的教友，或许更不可接受的，是所有真诚者的真诚，还有所有神秘者的神秘。当那些神秘主义者传播着福音，当他们试图说服另一个人的知识和意志去寻求真理或改变世界，我几乎感到一种生理的恶心。
我意识到自己的幸运，不再有任何牵挂，这样我就得以从关爱什么人的职责中解脱，这种职责不可避免地压迫着我。我仅有的怀旧，只是文学性的。童年的回忆会给我的眼里注满泪水，但这些泪水闪烁着诗韵，一些散文片断正是在泪水里已经得到准备。我把童年当作一些外在于我的东西来回忆，并且通过外在的东西来完成回忆。我只能回忆外在的东西。使我对童年心怀柔情的，不是乡下黄昏的温馨注入了我的心灵，而是一些物化的方式：放着茶壶的桌子，屋子里四周家具的形状，人们的面孔和身体的动作。我的怀旧总是指向往日特定的画面。这就是为什么我对自己的童年百般依恋，就像对待别人的童年一样：它们都失落在无边的过去，成为纯粹的视觉现象被我的文学思维所察觉。我感到了亲柔，不是因为我回忆而是因为我观看。我从来没有爱过谁。我最爱的东西一直是感觉——在我意识视图里记录下来的场景，被我敏锐双耳所捕捉到的印象，外在世界里的卑微之物凭借香水向我开口，述说往日的故事（如此容易被气味所激发）——就是说，它们向我馈赠现实和情感，比那个遥远下午一块烤房深处的烤面包要强烈得多。当时，我参加了叔叔的葬礼，然后走在回家的路上，叔叔是那样地喜欢过我，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回家的路上只有一种模模糊糊如释重负的温柔之感。
这就是我的道德，我的形而上学，或者是我自己：甚至在自己的灵魂里我也只是一个黄昏里的路人。我不属于任何事物，也不渴望任何事物。我什么也不是，只是某些非个人感觉的抽象中心，一块有感觉的镜片，虽然从墙上跌落下来，但还是在映照着万千世界。我不知道这一切给我带来的是快乐还是不快乐，我对此毫不在乎。
（１９３１．９．１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