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的身体被一种老毛病所折磨，痛苦不时涌入我的体内，侵入餐馆或食堂的楼上房间，侵入那些我的存在得以延续的补给基地。我既没有怎么吃好也没有畅饮如常。我离开的时候，侍者注意到酒杯里还有个半满，转而对我说：“晚安，索阿雷斯先生，但愿你明天喝得更好一些。”如一阵风突然驱散了弥漫天空的云层，这句简单短语如嘹亮和雄壮的号角振奋着我的灵魂。我体会到我从来不曾充分认识的什么：我有一种自发的、自然的同情，牵连着咖啡馆和餐馆里的侍者，还有理发师和街头干着杂役的小伙子。我不能不坦率地说我感到了对他们的“亲密”关系，如果“亲密”这个词也算合适的话……兄弟情谊是一种非常细微的东西。一些人统治世界，另一些人组成了世界。一个在英国和瑞士有百万财富的美国阔佬与一个村庄的社会主义领主之间，并没有质的不同，只有量的差别。在这种统治之下［……”对于我们来说，便只剩下难以名状的芸芸众生，有天马行空的戏剧家Ｗ·莎士比亚，有学校教师Ｊ·弥尔顿，有四处漂泊的但丁，有昨天替我跑过腿的小伙子，有总是给我讲故事的理发师，还有刚才这位侍者——他仅仅因为我没有把酒喝完，就献出了充满兄弟情谊的期望，祝我明天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