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很少笑，因为他们拥有独独不需要笑的语言。日本却是非笑不可。笑意并不给人带来好运。
几乎见不到吵架。两人碰撞，被撞的那位便说声“对不起”。
大道的十字路口，若有盲人走来，所有的通行就会停下来，警官拽着盲人的手，慢慢引他到安全的地方。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事。
法国画家在海外出售作品所得金额数，要比日本的全部丝织品出口额还多。在法国，艺术的收入要超过实业。
世界各地去西班牙的游客，都会前去观看博物馆收藏的画，这些游客付下的金额，便成为国库中最重要的一宗收入。格列柯、毕加索、委拉斯开兹。戈。
雅，由于出了这四位天才，西班牙国民遂可以永远悠哉游哉。
德川家康对日本的最大贡献，也许便是将自己的陵墓修在了日光。
应该把歌舞伎改为国营，而让松竹、东宝专事新剧的经营，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发展剧艺的好法子了。
对于文学，我想，政府应当向新锐批评家提供留学经费，不必向一个人长期提供，三个月即可，因为呆在这里超过半年，这人在某种意义上便肯定会变得愚蠢无疑。这里随处都在喷出麻醉剂，对此不加察觉的，都是些昏睡过去了的人。
五月二十七日。
到达巴黎的第一天上街，一见到有趣、珍奇的物品便想马上买下，可过了一个月后，却为那些当时急于买下的东西觉得懊悔。虽则如此，但我觉得，正是到达巴黎那天所遇见的东西，才是日本人所需要的东西。
今天去看塞尚画展。因为是三十年庆典，都是些从各国收集来的散佚之作，故而连长期居住在法国的人都还不曾享过眼福。据称，居里画馆共展出有一百四十件画和书信。馆外庭院里的喷水，在绿叶间熠熠闪烁。
塞尚早期到晚期的变化，我以为与文学的变化如同一辙。由摹仿、循守摹仿，到变形、再变形，到追求写实，直到臻达象征，死去。在旅途中，入睡时做的是奔走于枯野间的梦，到达这样的境地后，画坛便不断出现了裂变的迹象。许多人把毕加索痛苦地转向内面描写称之为天才的痛苦，但我觉得这是盲人的哀愁。
五月三十一日。
读了点日本小说，感叹其纤细微妙之美。这种感佩，是什么时候变得非自己国家的文学而莫属的呢？然而，谁都又在不知不觉地聚集起来，围成一群，追随着普鲁斯特，就是说，做着死亡的练习。该适当做些有生气地活着的练习了。
最要紧的是要有生气。新文学，即使微不足道也没关系。
六月一日。
人在心灵上有各种各样的聋，要是在日本，多半便意识不到自己的聋。而一旦来到这里，聋得厉害的部分，便会像倒戗的毛发一般扎人。
嗬，耳是不聋了，可日子却给耽搁了，日已迟暮，现在就是奔跑着追赶也赶不上了。碍难忘却往日聋的乐趣，忘乎一切地紧紧搂住那些东亚之物，咱们的得救便全凭着它了。
恐怕没有比歌舞伎和能所具有的那种美更能愚弄人的东西了。
六月二日。
出来前，我常常遇见在国外度过了很长一段青年时代的吉田健一氏，这是个喜欢银座资生堂远胜于任何地方的青年人。若是问起，你干吗喜欢这里，他的回答是，因为这里有非常好的属于东洋的东西。我们一向深信不疑为最欧化的银座，他却看做是东洋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奈良和京都那里看不到什么东洋性的东西。这一奇特的看法，我也是来欧洲后才开始明白的。
岂止资生堂，轻井泽，日比谷，都颇具东洋特性。因为早已是东洋特色的，来日本的外国人也便奈何不得。
文学上，久米正雄和林房雄，对东洋特性最敏感。
奈良、京都已是到了大限的日本，就好比耗完了的电池。
六月三日。
巴黎不可能属于别的国度，它只属于取名巴黎的这个特定国度。唯有此地，存在着富足的知识与性。感情是无从摹仿的，这一烦恼导致了巴黎的忧郁。
在我常去的一家餐馆的老板那里，有位曾去过日本的男子见我总是默然不说话，便凑近我身边问道：“怎么，巴黎女人收起钱来，要比估计的贵得多，日本人对此挺反感吧？去日本女人那里可有趣多了。我在这儿攒下钱，然后去日本，这要比什么都来劲。”
法国革命实现了法律上的自由平等，其带来的部分消极后果，便是在这里留下了日后国民感情丧失殆尽的根因，即宿命，并且各自都意识到了这一点。高耸于城镇的天主教堂峭拔的尖塔，可以看做是对自由平等满怀愤恨的反抗。基督的俄罗斯之行是前去寻找感情。
从前几天起，二百家工厂罢工，星星之火蔓延到了法国全境。现在，连舞厅、杂货商也起来罢工了。昨晚罢工人数已达三十五万人。但由于政府是左翼政府，他们对这场罢工丝毫不感到惊慌，仍像过节似的悠闲，连报界也罢工了。
大家在不失去自身钱财的前提下趋于左倾，这一精神，体现出一种个人主义的公社精神。在法国，最受人欢迎的便是这种精神。丢去自己的钱财，这种革命，法律是不允许的。而更甚于此的过激做法，又为人类精神所不允许。左倾便是不劫夺钱财，还没有什么地方能像这里一样来理解这条原则的。比这更复杂的道理，对民众是不适用的。
把法国二十家大富豪，二百几十个人的住所门牌号，详细地、成串地印在印刷物上，街上随处都有人在一边出售，一边呼喊：一旦出事，便捣了这家伙！警官一个个若无其事地从他们跟前走过，不吭一声气。
六月四日。
在巴黎，美国人，黑人，或英国人，都是一码事。这里通用的并非是人，而只是钱。真想学经济的话，这就够了。因此之故，与金钱等价的心灵也能很清楚地选择它的运作方式。在日本，心灵若与金钱不加区分，那是不会答应的。总而言之，跟花钱可以买到心灵的法国相反，日本是用心灵去换取钱财，觉得何者便利，便决定了生活中向便利一方的发展。
……
大百货商店都紧闭着大门，看来所有的商店都加入了罢工、罢市。就像长年淡忘了的大扫除似的，商店搞完扫除后又重新开张起来，而尘埃一点也没有沾上行人的脸，到底是法国呵。
六月九日。
想去西班牙或英国，可又想捱到看完巴黎罢工后再走。到过巴黎的人喜欢谈论这里热闹欢乐的场景，但碰上这等场面，热闹欢乐场景也就算不得什么了。都说这里到处是工场间，是把欢乐当做工作的地方。这本来和东京没什么两样，但由于在这里是真正上了心的工作，欢乐显得更为白热化些。倘若给人以思考的余暇，那么，令人无法工作的那些烦闷苦恼的计策，便会像产业似的，散放出着实的火花。这早已不是颓废主义，而是杀气腾腾的手术室了。
六月十日。
罢工渐渐蔓延开来，可大家似乎又将它淡忘了。让一场大火持续地一燃烧，谁都好像淡忘了身旁燃烧着的火呵什么的。
法国的苏维埃化，对欧洲说来当然是个大事件，但要法国改变颜色却并非易事，不说别的，我以为与之完全相反的德国，在备置苏维埃化所需要的诸多条件方面，似乎比法国还走在头里。最右翼和最左翼之间，仅存一纸之隔。一个是感情的壮烈，一个是理智的尖锐。自由主义在成为众矢之的的处境下，泥沙俱下地维持着自身的锻造，守护着思想的母体。我最想注目的，是这一备受压抑磨难的颓废主义的下落。在这里边，从未被吹熄灭过的神火，正勉强地燃烧着。
六月十一日。
罢工的大火差不多已波及到了我们脚下。今天离开寓所出去吃饭，蒙帕纳斯一带的餐馆里，椅子都倒扣着，每一家店都寂然无声。和我一样前来就餐的外国人，只会一个劲急得乱转，哭了起来。我想起附近有一处纯由白俄经营的吃饭地方，是不是也停业了可吃不准，便去试试。一到那儿，果然只有这家还在开张，但窗上张贴着加入工会的证书，说是营业到今天为止。不一会儿，一群罢工执委前来巡视，看了窗上的纸，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仔细瞧瞧柜台前那只白俄运动的筹款箱，看上去变轻了，正耷拉着歪在一边。
午后，从布留瓦尔过赛纳河，到奥佩拉，再从马岱雷内前折向桑托诺，再由香榭丽舍步行至加尔切拉丹，几乎环绕巴黎中心走了一圈。旅店、咖啡馆和餐馆都闭门罢市。为了吃晚饭，还得走上实在不想走了的最后五六里路。拜托过加尔切拉丹的意大利餐馆，主妇微笑着，说是不行。饿着肚子，正是一筹莫展。走进卢森堡公园，在冰冷的铁椅上坐下，仰望正暗下来的天色，想着东京一些杂七杂八的事，突然肩膀让一位老太太拍了下，“请交椅子费”，她说。我眼前的福楼拜石像，一脸茫然和恍惚的表情，正打量着明日的天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