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东京上京都，一年里大约有两趟，不是专程去办什么事，只是随便出去走走。因为途经的地方很大，每去一趟，什么地方有了变化，就会一一映入眼中。道路的拓阔，时尚的变迁，食品店里的新发现，这类事时常会有。但比起这些来，最近又渐渐发现了这么一些不花上个五年十年功夫就弄不清的事，并且这些事，只有时常路经这里的外来者才明白，当地人就不见得了。譬如说，头一回来这里时觉得碍难赞同的事，到了第三第四次，结果发觉那是因为自己认识不足所致，并为此而闷闷不乐，但回到东京，却又会反过来，对原先一直以为是东京胜人一筹的东西感到了不快。但不管怎么说，我想，那些意欲从事些重要事务的青年和壮年，此时如不关注东京大阪在精神和物质上的主流性变动状况，筹划事务时就不免要出错。当下生活在东京的人们的精神状态，就跟猫眼似的，年年起着变化，大阪的物质状态也仿佛与之相颉颃似地变动不居。两个城市的变化并非完全没有条理，从内里看还是有条理的，但要事先作出预见却非常之难。生活在东京的人，近来为了什么事常常把“不安”挂在了嘴上，但不安并非是去年才突然莅临的东西。人没有哪一年会不感到某种漠然的不安。每年，当意识到自己的预想完全落了空，人便会念叨起不安来。这样的预想，通常谁都不可能年年碰上，所以谁要是说起自己是如何不安得难耐，便会有人出来告知说，是呵，他也是这样的。
这一来，似乎不安就该是理所当然存在的，于是不安的精神就像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我遇到口称不安的人时，通常要问一声你究竟不安什么，回答是各人各样。虽然不安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不安这件事却谁都确认无疑，换句话说，它表明谁都对事物要比原先思考得深刻些，不思考，就不会产生不安，因而，不安最足以表明我们对自己生活和精神所作的认真思考。干什么才好呢？这事有前途吗？自己的所作所为究竟会有什么结果呢？选择怎样的道路前行？这些谁都不清楚。因为谁都不清楚，懵懵懂懂的头脑凑在一起，现实就在时间里不知不觉变动着，意识到了现实随时间推移，在朝着谁都不清楚的方向变动，我想这就是导致不安的原因了。这不安老是变得让人更加难以捉摸。恐怕今年也是如此吧。由此，及时行乐的观念和佛教便并行不悻地盛行开来。反正谁都闹不清，都跟傻瓜似的，面面相觑。这世界早已命中注定，与其去费神思考自己实际的行为能力，还不如抢在头里，让自己和别人一道变得稀里糊涂的好。
这是东京的情况。大阪则稍稍不同，大体只是物质上的不安。消除物质的不安，关键在于实际行动能力；如果比别人抢先一步变动，后面的当然会随之而起，一个动了，另一个也动了。如果变动出了错，此时与其考虑日后，还不如着眼当下。因而变动并不改变什么，反正停不下来，一直变动着的话，首先当下是太平的。大阪人的使命，便是使不变动的东西重新变动起来。要能造出变动的种子那该多好。不过，一旦出现种子断档的担忧，那么将来就开始被赋予了比当下重要的性质。大阪人中有一个深思熟虑的实业家，这是个将当下置于首位而行事，并且处处获得成功的人，他对我说，那样做着的时候，要是琢磨这究竟好还是不好，那当下也好将来也罢，全都会变得黯然失色。我觉得，他的这份焦虑，在通常还很清醒的时候，大概是不容易产生的。
无论东京还是大阪，对当下的精神和物质问题采取有力切实行动的人，不知不觉已有了和我相仿的年纪，渐渐成了日本东西两极的中枢人物。这对我的视力是一种估助。因为都是我的熟人，所以每次去大阪，我总是开了新的眼界，增添了前所未有的快乐。像这样探寻和观察着每年所发生的变化的，不光是我一个人吧。现在，出门旅行让我最感愉快的，便是这个地方的传统，以及发生在这上面的变化。即使明了这一点，但由于回答我询问的人想法各异，我也遇到过不少如果不是做出别的判断你就会闹不明白的事。人到中年后，比起离奇的事，我变得更想了解实实在在的事。选择对象的方法也变了。正像看一幅画的时候，最能准确无误地识别其价值的地方只有一个。探求事物，寻找自己内心适当的位置，都不是容易的事。巴斯卡尔说，年龄这东西，不能太年轻，也不能太老，因为它们都不易作出正确的判断，道理多半也就在这里。中年的我们现在得以接近正确，便是因了年龄正当合适的缘故。因而对事物的探究越是费心血就越是觉得值得探究的，也要数这个年龄段独多。我想，不能错过当下这一时机。
去年秋天，我去东北旅行。在以往，岩手县的米向来是日本最难吃的，根本卖不出去，以致极普通的磷酸钙都供不上，无奈之下，只得用手头的大量马粪来施肥，施下去的当年虽不见效，但五六年过后，效果就渐渐显得要比别的肥料好得多，时至今日，已从他乡传来了这样的话：哪儿的米都赶不上岩手的香。这样的事，也是非得花费时间才弄得明白的，同时，也是非得经由对米内行的人的品尝，才明白得了的。当我们谈论别的事时，是可以从这个故事里得到种种意味深长的启发的。我在大阪也曾意想不到地听到过与此相似的故事，其中之一，便是丁稚奉公制度的改革。大阪的商业在此之前一直由丁稚奉公制度唱着主角，但近来，由于丁稚奉公制度的瓦解和转换为公司，这一根深蒂固的主角也不得不发生点变化，现在是公司职员与丁稚之间的竞争，要是全部改为公司职员制，自然就会变得和东京一样，大阪人的生活理想就会和从前大相径庭。这样一来，同样都是由资本直接经营的企业，便将无可奈何地遭到强有力的竞争者的大幅度兼并，由此，与东京人一样，他们在精神上的不安色彩也将因此而加重，随之，思想性的思索方式也同样肯定会遭到大幅度的兼并，结果是，行动时只管行动、无须担忧遥远将来这种大阪人一贯的思路，也将就此告终。不管怎么说，由于今日东京和大阪在生活能力上的差异影响着整个日本，因而如果看不出两者之间的差异正在趋于接近和相互容让，那以后就什么事都做不成。再进一步讲，大阪和东京一旦趋同后，循守本地传统的区划性势力和外来者之间的对峙，便将变成这两个都市所共有的习性，它们将渐渐变得跟巴黎一样。对一直居住在东京、几天前才来到大阪的我说来，连最难理解的港口所特有的气息也已让我有了充分的了解。
这地方，日后肯定会成为巴黎的雷德·高旭，就像异国之物，使人难以亲近。丁稚奉公的瓦解迹象已经在这块土地上出现，大阪人也无法老是安安闹闹过日子了。有人认为，即使大阪像东京一样变成欧洲的公司制，大阪人还是属于跟东京人有所不同的另一种人。果真是这样吗？精神这东西，在制度面前是出乎意料的脆弱，对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能自信地作出断言的人，我以为在今天的大阪人中已所剩不多。所谓穷途末日，便出现在心灵总被法则死死支配着的时候。在思想界，欧洲法则的陷入僵局，造成了Ｓｈｅｓｔｏｖ的不安的思想，从而对法则竖起了反抗的旗帜。二二非四，这是东方的长处。现在的大阪，是对法则的屈服还是反抗呢？这不管如何都是件好事。目前，不管什么事，都只有中枢人物在暗自为之苦恼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