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未能成眠，没法子，便穿了草履，想在院子里转一转，然后再睡。赤裸的脚下有寒气袭上来，便蜷缩双腿，望着旭日的光线淡淡地射进种着的白椿花丛里，感觉到有一股每天清晨吮吸着人的快乐的精气神儿，叹息正是它搅了自己的一夜好觉。东京郊外刮大风的天气里，无意间撞见了在屋檐下嗤溜着鼻涕的孩子，便感慨道，真想在这样的地方过日子的，是谷崎润一郎氏。东京郊外早晨的那份清爽快意，不是偶尔赶晴天一大早起床，是无法得知的。这种时候，我常常会沉吟道，人何以会对天天莅临的清晨不觉得厌倦的呢？伫立在院于里，身后是络绎起来的妻女，默不作声地系着衣带。打开露水打湿的板窗，以及微暗的房间角落里，一边叽叽咕咕着什么，一边穿着裤子、衬衣，还是一脸睡意的孩子的脸，在接下来不知该做些什么的令人不快的静谧之中，给人一种阴郁沉默着的兽类之感。这么思忖着的当儿，有一种与人无所关涉的爽快，全身处在利己主义得以极度发挥的状态里，是人的感觉最为远离纠缠于俗世的道德的时候。人醒来起床有种种的不快，其中之一，便是心灵全让清早的清爽快意给剥夺了。所谓道义心，并非指一清早醒来时，而是从下午起，盘踞在人们疲惫了的大脑中的一种习惯。而这一习惯到了晚上十二点钟左右，便早就不成其为习惯，而成了饱尝辛酸的人情之类的玩意儿，由感官的麻痹，一变而丧失性格，而听任他人言行举上的支配。倡导清晨早起夜晚早睡的宗派，恐怕是着眼于这样的效果，那就是不让人有产生虚无感的余暇。政治家利用道时守约的方式来推行他的政策，可以看做是通过估算人类最具雷同性的时间，从中巧妙地发现了一种把人类头脑推向虚无之境的手段，换句话说，政治完全是反过来藉助于虚无的一种创造。
我们清晨早早醒来。自己是从什么地方醒来的呢，环顾四周，看到昨晚一起入睡的人还在沉睡之中，会觉得好生奇怪，但这类不足挂齿的滑稽可笑可以说正是人性的真正本色。人早上醒来后碰面时，即使父母与孩子之间，也总有些羞于打照面的感觉，若在夫妇朋友之间，这种情形会变得更为复杂，以致彼此会作出某种奇妙的表情来。我清早醒来时，一旦有什么惹恼了自己，时常会有动物性的愤怒袭来。因为是突然发作，因而让人觉得在一瞬间完全失去了自制力。这对我说来是个疑问。故尔我常常想读到这样一些人物的感想，他们早睡早起，并无物质上的匿乏之忧，人又健康，并且一生为恋人所钟爱，既得到名誉，又不感到倦怠和心神劳累，这样的人物是不是存在我不清楚，如果存在的话，这种人物的感想会是一种天籁吧。我喜欢哥德的理由之一，便是因为他比其他任何文人都幸福，并且毕生一直洋洋自得地流露出幸福的神情。但我，至今还未曾得到过能像哥德和艾克尔曼的谈话录那样给予我勇气和拯救的读物。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不喜欢不入俗的文人。我不认为拯救文人的东西会存在于世俗之外。不能入俗者，终究会因为不能入俗而显得凡庸。在这无聊的人间，还不曾见到过一个世俗化的人。
我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从来不曾想过要剖析一下自己的命运的吗？日常性这东西，在我看来就好像是别人的事。前些天，我在院子里种了一二枝树，却感到内心生活由此而颇起了一阵动荡。种了一二枝树，就获得如此清新的感觉，一念及此，想在尚未见弃而心存意外之想的自己身上发现潜在之物的念头，便变得明显起来。庭院的起源，最初似乎是出于在家庭之中营造极乐之园的目的，但实际上却体现了我们对日常生活精益求精这一无法舍弃的意愿。第一个修建庭院的珠光，这个足利时代的人物，也是茶道的创始人，作为将佛教和趣味合为一体，统一协调到我们的感知中的第一人，将使我们永志不忘。村能我虽然所知不多，但多半可以肯定，珠光他们对能也作出过某种划时代的贡献。前些日子，在宝生会的舞台上看了场祭祀观世音菩萨的能。日本艺术中，我以为没有比能更具纯粹持续之美的。在外人，恐怕多数人看懂的，是能里边那种自始至终忍受着的规则和秩序之类的令人生厌之美吧。沉郁无聊、固定不变的程式，将观者平时的日常性更为强有力地推进了一步，使人的生理蜷缩在令人嫌厌的界限内，这么一来，煞费苦心的优美艺术也就不复存在了。凭借对这门艺术的时常观赏，遂使这些人对乏味的家庭生活产生了恍若时至今日才刚刚意识到的新鲜和幸福之感。珠光他们对能最初所着眼的，恐怕与修建庭园一样，也是想让人在做人之际感受到家庭的极乐吧。巴雷里说过：自由不在规范之外。能之美，正是这么一种自由之美吧？
人做事时，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与仅仅是朝着目的行动，分属两种不同的行动。明了这一道理并认定其确凿无疑的，与对此并不了然，就这么盲目干着的，自然也不是同一码事。因而绝对需要从一开始就设定一个第四人称。对写作者则有必要，对不写作者则无须，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道德的追求，就该最先从这一问题着手做起：把第四人称置于自身内部的何处。在作出将第四人称置于自身内部何处的选择之际，理性就有了个基始，而不设定第四人称，思考便无从进行。柏拉图是第一个从对新假设的感激中认识到了善的。近代的道德探索之所以没有出现任何新的假设，可能是因为人们对什么东西心存恐惧吧？而恐惧的原因，总是存在于最为无聊低级的地方。
读毕达哥拉斯和苏格拉底的对话，觉得十分明显的是，有代表性的头脑中自始至终进行着不谐和音与谐音的交锋。毕达哥拉斯属于当时思想界孕育不谐和音的代表性头脑，苏格拉底则一直面露微笑，以谐音压倒毕达哥拉斯的不谐和音。毕达哥拉斯自两人论争交锋之前起即已败北。但不知何故，读者的同情却在毕达哥拉斯一边，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处在注定败北的位置上的毕达哥拉斯，从一开始就承认了自己缺乏辨明和扭转自身不利位置的能量。到论争结束时，我们读出了苏格拉底三段论法胜利中的狡诡，并和毕达哥拉斯一道感同身受着败北的滋味而愤然退场。此时，我们身不由己地扔下这么句话：“你赢了，可你又做了什么呢？”但麻烦的是，苏格拉底的职责是必须向民众传授自己的胜利。这就让人们觉察到，谐音的狡诡之处，即在于向人们提供信仰。
与其念颂南无阿弥陀佛，还不如唱歌，心里牵挂太多，是会堕入焦热地狱的。说此话的法然和尚，肯定是最洞悉现实主义奥秘的人。法然还是日本浪漫主义的始作涌者。
作家的奥秘，本不该由作家来谈论。而现在不得不来谈论这一奥秘，表明了一个现代作家的角逐场已于新近形成。比方说，作家要写某个心地善良的人，在这种场合，他是将自己彻底变成那个心地善良者呢，抑或只是观察他，这思考的当儿，作家便要触及到自身的奥秘。这奥秘恰好跟眼睛的奥秘相同。人在观看眼前的树木时，尽管树木成了倒立的映象，但在视神经的作用下，不知不觉地把它校正成了笔直挺立着的树木。作家在写心地善良者的当儿，不知不觉间将自己变成了心地善良者，像这样的事，真会在作家的生活里发生吗？
作家近来都不大有写作的意欲了，以致丰岛与志雄氏要说文学衰弱了。这是理所当然之论。近来的作家，比起没什么可写的，更需要对用以写作的文字是否适用于写作这一点提出怀疑。为什么都是虚构，有的有现实感，有的就不具有现实感呢？这是当下不得不思考的。“什么名文家，嗤嗤嗤”，人人都在从眼底里若隐若现地流露出怜悯之笑。艺术襄助我们所得到的报应，便是我们对它的嘲笑。作家的奥秘，既不在写作的意欲，也不在非写不可，而在于与自身之鬼作斗争。这种无益的恶业，便是对道德的探求。这中间所增生的非业生活，则不属植神世界。纯小说便是不得不由此出发的哥伦布，而作家便是都得认定地球是圆的那号人，船长则是个从未航过海、根本不知道航海之艰辛的无赖，在这种情形下，他一定会不惜饥饿，下令启航。“累了，就该中途折回！”在横渡大海之际，没有比芭蕉这句包含慈悲之心的话更好的办法了。
自古以来，人们和无赖作战，只有扩张军备这一招。可我们却不得不对之施以恩爱。这样，与其听命于他、听任他为所欲为，不如究明他欲望的深浅。这是人类心理中最贴近科学的一种精神。潜身于这种无底之渊的法术，对谁说来都该是奥秘中的奥秘吧。入俗的大业，正是从这奥秘中浮现出来的一种奋不顾身的战法。基于虚无的创造，便是与无赖作战的战法。对作家说来，如同自然那样值得恐惧的无赖并不存在，并且，当下的自然已不复是昔日的自然。这自然，是指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