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返回挪威，来到斯塔范格尔市。那些挪威海员很豪爽，非常隆重地款待了我们。
我和罗木住进最豪华的饭店，我的小船由他们出钱用最好的油漆重新粉刷了一遍。松鼠的事，他们考虑得也很周到，专门办了文件，把松鼠算作货物，然后跑来问我：“请您吩咐，给您的小动物喂什么食物？”
喂什么？我对这个一窍不通，因为我从来没养过松鼠。我问了问罗木。他回答说：“我也说不准，好像是吃核桃和松球吧。”
您看多不凑巧，我挪威话说得很好，可偏偏就把这两个词忘记了，好像有印象，就是想不起来。这可怎么办？我灵机一动，决定派罗木和挪威人一起去趟食品店。
“你们去看看吧，也许能找到合适的东西。”
罗木跟他们走了，不一会儿回来报告说，一切顺利，核桃、松球都找到了。说实话，我真感到意外：食品店里还卖松球？又一想，这是外国嘛，总有跟咱们不一样的地方！或许人家用这个玩艺儿烧茶炊，可不就是装饰圣诞树，反正是有用的。
傍晚，我回“失利”号想看看油漆刷得怎么样，顺便往货舱里一看，您猜怎么着？罗木全给搞错了！不过，错得倒挺好。
我那些小松鼠就像过命名日一样，每个小家伙嘴里都含着两颗核桃酥糖。糖果是罐头装的，每听罐头的小盖儿上都画着一颗大核桃。松球就更妙了，运来的不是什么松球，而是菠萝。话说回来，这些东西也的确容易搞混。菠萝虽然个儿大些，但模样同松球差不多，味道也接近。罗木在食品店里准没有仔细看，随便用手指了指，结果就成了现在这样。
人家还带我们去剧院、博物馆，领我们参观各种名胜古迹。还领我们看了活马。这东西在他们那里很稀罕。他们那儿的人出门坐汽车，更多的人是步行。耕地也用人力，用手工干，所以用不着马。年龄小的马，运出国了。年龄大的，都死光了。剩下的都住在动物园里，嚼着干草，异想天开。
每当饲养员出来蹓马的时候，总要招来一群人，又是看，又是叫喊，把街道堵得水泄不通。我想，这就像咱们那儿在大街上蹓长颈鹿一样，连警察都得给弄懵了，不知道该给红灯，还是给绿灯。
马对我们来说就司空见惯了。我决定在挪威人面前炫耀一番，就抓住马鬃，跳上去，用脚跟踢了一下马肚子。
挪威人部惊叫起来。第二天早上，各家报纸都刊登文章赞扬我的勇敢，还登出一幅照片：我骑在马上飞驰着，马没有备鞍，我的制服从后背上撑裂了，迎风摆动着，帽子歪在后脑上，腿摇摆着，马尾巴翘得老高……
过了好久我才意识到：这是张很难看的照片，骑马的是个不成体统的海员。可是在当时，我头脑发热没有注意这些，还洋洋得意呢。
挪威人也觉得挺有趣。
总之，这是个不错的国家。那里的人和蔼、善良、彬彬有礼。
我不止一次到过挪成，过去很年轻的时候也去过。我记得，有过这么一件事。
那一次，我们在一个海港上了岸，准备从那儿改乘火车继续旅行。
我来到车站，火车还要过一会才到。我带了几个皮箱，这样散步很不方便。
我找到站长，问他说：“请问，车站里有行李寄存处吗？”
站长是个很和气的老头，他耸了耸肩膀说：“请原谅，我们站上没有寄存行李的地方。不过没关系，您不要客气，就把皮箱放在站台上吧，不会妨碍别人的，我向您保证……”
您瞧，那时候就是这样。可是不久前，有个朋友又从那儿回来。他在火车的包间里竟然被人偷走了一个皮箱。叫人说什么好呢？只能说社会风气变化太大了。这也不难理解，战争中德国人到过那里，曾经在那儿建立过新秩序。后来，形形色色的启蒙者也来到这儿，把生活方式大大改变了。当然，人们也学乖了，变得机灵了。你什么东西没放好，人家都看得出来。这就是文化嘛！
我和罗木去的时候，人们还是照老方式生活，安分守己的。当然也有例外，那个时候，挪威也有一些所谓吃过善恶果的先进分子。比如那些大商场和厂矿企业的老板。那个时候，这些人就知道怎样占别人的便宜。
告诉您吧，我就亲身经历了这种事。当时，挪威有一家生产电话、收音机等产品的厂子。老板们听说了我那颗牙的事，都感到不安。这也可以理解，要是所有的人都用牙齿接收无线电信号，恐怕就再也没人买收音机了，这个损失就太大了！人家当然会不安。于是，他们就想占有我的发明，同时占有我那颗牙。他们还知道先礼后兵，一开始，先给我寄来一封公函，提议买我那颗病牙。我想了想：我干吗要卖？牙还挺好的，还能嚼东西嘛。至于说牙上有个洞，对不起，那是我自己的事。
我就有这么个熟人，他就喜欢牙疼。他说：“牙疼起来，当然挺难受，可是疼痛一过去，牙就好极了！”
我认为他说得对。于是我答复那些老板说，我不卖牙，没啥可商量的……
您以为他们会善罢甘休吗？当然不会！他们决定偷走我的牙。我发现有几个坏蛋，总是跟踪我，窥伺我的嘴巴，还交头接耳地议论什么……我有点紧张了：一颗牙事儿小，至少人还活着，万一这帮家伙为了保险连我的脑袋一块偷走，那就糟了。丢了脑袋还怎么出海呀？
我决定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我向港口发出了关于松鼠问题的询问。同时，为了防备那些坏蛋，我采取了一些特别措施：我撤下了搭在岸船之间的跳板，一头塞到货舱门下面，另一头塞到我们的住舱门下面，又让罗木往船上搬了些碎石头。
小船给压得下沉了，水位升到防水板那里。跳板也给压弯了，像个弹簧一样弓起来，有一头只是非常勉强地别在门下。我又检查了一下我们设下的机关，就放心地睡觉了，连夜班都没有派，我想用不着了。那些家伙第二天早上真来了。我听见了轻轻的脚步声，门吱哑响了一下，接着就是啪地一声巨响！跳板从门下弹了起来……
我走出来一看，我的大石弩发挥作用了，而且作用很大！岸边上有座无线电发射塔，这些坏蛋被一下子弹到塔顶上，衣服挂在塔上，人悬在半空，吓得吱哇乱叫，全城的人都能听见。
他们后来是怎么被人摘下来的，我就说不上了，我没看见。
这时候，港口的答复到了，让我把松鼠送到加布尔克城去。那里有一个著名的动物园，收购各种动物。
前面我已经介绍过，体育运动性的航行有很多好处。在这种航行中，什么事你自己都能做主，想去哪儿就去那儿。可是一载上货，你就像个马车夫了，缰绳是在你手里，但往哪儿运，得听别人吩咐。
我现在就是如此，去加布尔克、难道我自己愿意去那儿吗！我去那儿有什么好看的呢？去看警察吗？这只能使航行变得更复杂，要填写各种商业文件，给货物保价，办理海关手续，等等。特别是在加布尔克……那里的人可比不了别处的挪威人，都是滑头，不讲道德，你稍不留意，就把你偷个一干二净。
可是既然人家这样命令了，只好服从。我把“失利”号开到加布尔克，停在码头上，然后梳妆了一下，上岸去找动物园。我来到动物园，看见那里有大象、老虎、鳄鱼、秃鹳，还有一只小松鼠关在笼子里。这只小松鼠真有意思，比我船上那些强多了！我那些小懒汉，就知道在货舱里大吃糖果。这只却不然，笼子里有一个小风车，小松鼠像是上足了弦似的，不停地在风车轮子里跳着，转着，叫你看也看不够！
我找到管事的人，自我介绍了一下，告诉他，我有一船松鼠，都是活的，打算按照市价卖掉。
管事人扬起脸想了想，把手抄在肚子前面，摆弄着手指头。
“松鼠？也是有尾巴，有耳朵的？啊，当然了，这我知道。这么说，您有松鼠？好吧，我要。但是您也知道，我们这儿对走私活动缉查很严。您这些松鼠，文件齐备吗？”
我怀着非常感激的心情想起接待我们的挪威海员，把那些文件放在桌子上。
管事人取出眼镜，又掏出一块手帕，不慌不忙地擦拭镜片儿。就在这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只变色蜥蜴，一下跳到桌子上，伸出舌头叼住那张纸，马上就溜掉了。我跑去追，可是连个影儿都没有了！
管事人收起眼镜，把双手一摊说。
“没有文件我就没办法了。我倒是乐意要，可是不能要。我们这儿的规矩非常严格。”
我给气坏了，真想跟他吵一架。可是一想吵也没用，我就走了。我走近码头，发现“失利”号上有点儿不对劲儿。岸上围了一群人，船上有警察、海关人员、港口官员……他们七嘴八舌地训斥罗木。罗木被围在中央，骂骂咧咧地顶撞着。
我分开人群挤过去，劝住他们的争吵，然后了解了一下情况。这件事实在出人预料，而且也太气人了。原来是动物园那个管事人给海关打了电话。海关人员找到一条规定，指责我非法运入牲畜，威胁说要没收我的船和船上的货物……
我真是有口难辩：文件的确丢了，专门准许运入松鼠的文件又没有申请过。如果实话实说，谁会相信呢？什么证据也没有。要是不吭声呢，情况会更糟。
总之，我看今天的事要麻烦。
“好吧，听天由命吧！你们这么干，我也不客气！”我想。
我甩掉外套，挺直胸脯，对为首的那个官员声明道：
“官员先生们，你们的要求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国际海洋法明确规定，船舶的必要附属品，例如锚、索具、装卸机械、通信设备、信号装置，为保证安全航行所必需的燃料和一定数量的航行机器，不交纳任何港口税，也不必办理专门手续。”
“您说的这些，我完全同意，”那位官员回答说，“但请您解释一下，您的动物属于哪一类附属品呢，船长？”
我被逼进了死胡同，要想后退已经晚了。
“属于最后一类，官员先生，属于航行机器，”我回答说，然后转过身去。
官员们起初都愣住了，后来他们交头接耳了一阵子，还是那个为首的站出来说：“我们很乐意免除您的税金，如果您能够证明您船上的牲畜的确是您的航行机器。”
您当然明白，要证明这种东西可不容易。谁真想证明呀，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吧。
“不瞒您说，我的发动机有一部分在岸上，送去修理了。这样吧，明天我给您看证据。”我对他说。
结果，他们走了。不过，留下了一条巡逻艇和两个警察，守在我的“失利”号旁边，大概是担心我乘乱逃走。
我缩在船舱里，猛然想起在动物园看见的那只松鼠。我赶快取来纸、圆规、尺子，开始设计起来。
一小时之后，我和罗木找到一个铁匠铺，订做了三个轮子，两个像轮船上的一样，第三个跟磨房里的差不多。不同的是，磨房里的轮子脚蹬子在外面，我们这个，脚蹬子在里面，轮子的两面还罩了一层网。这个铁匠又机灵，又手巧，这些东西都按时做好了。
第二天早上，所有这些东西都运到了“失利”号上。两个轮船轮子装在船舷外边，一边一个，磨房轮子装在中间，三个轮子由一根轴连在一起，然后把松鼠都关到中间的轮子里。
松鼠们猛然见到阳光和新鲜空气受到了刺激，发疯似的踩着轮子里的脚蹬子跑起来。整个机器运转起来，“失利”号不用帆就跑得飞快，警察的巡逻艇勉强才能跟上我们。
别的船上的人，都用望远镜看着我们，岸上又挤满了人，而我们，只管破浪前进。
过了一会儿，我们调过头向后，向码头开去。昨天那个官员已经来了，像个斗败的公鸡，又骂，又叫，就是没有一点办法。
傍晚，动物园的管事人开着汽车来了。他爬出汽车，站直身子看了看、两手又交叉在肚子前面，玩弄着手指头。
“伏龙格船长，”他对我说，“我记得，您有些松鼠，对吧？您打算出什么价钱呀？”
“这事您很清楚，问题不在价钱上，而是有关的文件丢失了。”
“哎，别说了，”他反驳道，“别着急，船长，您也不是小孩儿了，应该明白，这种事在我们这儿说简单也简单。您就说个价儿吧……”
我要了个好价钱，他皱了皱眉头，但是没有还价儿，当时就付了钱，把松鼠和轮子都买下来了，临走还问了一句：“您喂它们什么呀？”
“酥糖和菠萝，”我回答了一句，就跟他再见了。
我不喜欢这个人，也不大喜欢加布尔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