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吗？”
“没有，”她胆战心惊地说，“我还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那么国家倒真是走运了。恶人总是交好运的。哎呀，你怏点弄完吧，”他差不多是气呼呼地说，“快些核对完。把钱拿开吧。我见不得这东西了。”
她迅速地锁上钱柜。这时她的手指忽然也抖起来了。然后，他们出了邮局，朝火车站方向走去。天已经黑了，家家户户亮起了灯火，他们可以透过窗户看到屋子里面，人们围坐在桌旁进晚餐，当他们走过最后一家的窗户时，里面传出一阵轻微的、节奏分明的喃喃声：这是在做晚祷。他不说话，她也不说话，好像他们不是单独在一起。费迪南表露的那种思想，一直像影子一般伴随着他们。他们感到它时而在身前，时而在身后，又始终在他们心中萦回，现在呢，当他们拐弯走出了小镇，离开了街道，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时，它也仍然紧紧尾随着他们。
转过了最后几幢房子，他们便突然置身于漆黑的暗夜中了。天空比地面稍亮一点，在朦胧的光亮中，依稀可见一条林荫路影影绰绰伸向远方。落光了叶子的树，这些黑魆魆的枯骨，它们那光秃秃的枝析像烧焦灼手指，伸向没有一丝微风的夜空。
有个别农民赶着大车在马路上来往。你看不清他们的形象，只能听见他们发出的声音，听得见黑暗中那笨重的车子的辘辘声和人的脚步声——这说明，这条路上并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
“这里没有小路通往火车站吗？随便什么小路，碰不到人的小路？”
“有的，”克丽丝蒂娜回答道，“从这儿往右就是。”她感到一阵轻松，因为他开口说话了。这样一来她就可以有一分钟不必去想那个念头，那个从邮局到这里一路上跟随着她的念头，那个不声不响、紧追不舍、寸步不离左右的危险的影子。
他又默默无言地在她旁边走了一阵，好像已经把她忘了。甚至他的手也一点没有挨着她的子。突然——像一块石头扑腾一声打破了沉寂——他问道：“你是说月底能集中三万先令现款吗？”
她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但她不想让他看出这一点，便用若无其事。镇定自如的声音回答道：“对，我想没有问题。”
“要是你除此之外再拖延一下上交的款子……就是说把那些税款或者什么别的款子多保留几天不交上去——在这方面我对我们奥地利很了解，这样做上头是不会太严格追究的——那么你可以凑齐多少钱？”
她思索了一会儿。“四万不成问题。甚至可以有五万……不过你为什么……？”
他几乎是厉声答道：“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问的。”
她不敢反驳他。他说的不错，她已经知道他为什么要问了。他们又默默无言地静静地走着。近处一个池塘里，青蛙拼命呱呱大声叫起来，冷不防听到这像嘲弄一样的声音，简直就使人感到浑身疼痛。他突然站住了。
“克丽丝蒂娜，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欺骗自己。现在我们两人的处境是极为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必须互相抱着极为真诚的态度。让我们来一起好好地、仔细地考虑一下吧。”
他点燃了一支香烟。火光一闪，她看见他那神情严峻的脸。“让我们来考虑一下。是的，我们今天下了了结一切的决心，我们的打算，用报纸上常见的动听的德语说法就叫做‘逃遁离开人世’，然而这话并不对。我们根本不想‘逃遁’，不想离开人世，你不想，我也不想。我们只是想最终脱离我们那被人糟蹋毁坏掉的生活，而又没有别的出路，才决定这样做的，如此而已。我们并不想逃离人世，而是要逃离和摆脱穷困，甩掉这单调乏味、讨厌透顶、不可忍受而又无法避开的贫困。如此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手枪是最后的、惟一的出路。但这一点是看错了。
现在我们两个都知道，可能还有另一条路，一条最后的路之前的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胆量走这条路，以及怎样走这条路。”
她不作声；他猛抽了几口烟。
“这个问题需要作十分冷静、十分具体的斟酌考虑，就像解一道数学难题那样……我当然要向你讲明事情的全部严重性。我要明确、坦率地告诉你，走这条路恐怕比另外那条路需要更大的勇气。那一条路并不难走。手指一扳，肌肉一收，亮光一闪，就完事了。这一条路却要困难些，因为它要长些。紧张的时间不是一秒钟，而是几星期、几个月，必须不断地掩护自己、隐藏自己。心中无底的事比心里有数的事更难坚持；短暂的、巨大的恐惧比长期的、不可捉摸的恐惧要容易承受些。因此必须事先考虑好，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承受，能不能经受得住这些紧张的折磨，值不值得去冒这个险。究竟是干脆利落地结果自己的性命好呢，还是再次开始生活？
这就是我考虑的中心。”
他又向前走了，而她机械地跟着。是她的腿在走而不是她在走，她的全部思想机器好像都失灵了，只是等着他发话，等候他发出指令。从自身内部她已经完全失去了思考的力量，她脑子里的所有细胞都已经吓得半死，完全陷入麻木状态了。
他又一次站住了。“你不要误解我。我没有丝毫道义上的顾虑。在国家面前我觉得自己是完全自由的。国家对我们所有的人、对我们这一代人犯了大罪，所以我们怎样做都不为过分。我们无论干什么损害国家的事都行，我们，这整个挨整的一代，我们不管怎么干都超不出国家应该给予我们的补偿的范围。如果我去偷，那么，不是国家通过战争教会我、迫使我干这种勾当又是谁呢：那时候叫做什么征调，或者没收，或者像和约里用的字眼，叫什么赔偿战胜国损失。如果我们行骗，那么，我们所以能掌握这种艺术，除了归功于国家又能归功于推呢：是国家对我们言传身教，只用两个星期就把人家三代人积攒下来的钱变成一堆废纸，把人家一个大家庭一百年来的财产，把人家的草地、房屋和田地一古脑儿骗走！甚而至于如果我去杀人，又是谁教唆、训练我去干的？兵营六个月，前线好几年！在慈爱的上帝面前，我们同国家打这场官司我们是完全占优势的，不管到哪一级法庭都是我们胜诉，国家永远还不清欠下的这一大笔债，它永远无法把从我们身上夺去的东西再如数归还我们。同国家讲良心，在过去的时代是应该的，那时的国家是个善良的监护人，它节俭、清廉、正直。而现在，既然国家用流氓无赖的手段对付我们，那我们每个人就都有权利像流氓无赖一样行动了。是不是这么回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我们现在为我们个人采取报复行动，我是丝毫顾忌也没有的，而且我觉得你也不必有任何顾虑。我那笔残废军人抚恤金，那笔天经地义应该属于我、而又被劳苦功高的财政部克扣未发的抚恤金，如果我现在自己去取回来，有什么不可以？如果我除了取这笔钱之外，再把你父亲和我父亲被偷走的钱取回来，再把我们以及同我们一样的人被窃去的权利——过真正的人的生活那样一种权利也取回来，难道又有什么不可以？不，我向你发誓，做这样的事我完全心安理得，正如我们不管是死是活，是好死、赖死还是赖活，国家也都心安理得一样；不管我们把这些蓝色纸片偷走一百张还是一千张、一万张，这个国家也不会因此多出一个穷人来，这点钱对于国家是少得几乎感觉不出的，正像一头牛在草地上吃掉几根草一样。所以说，干这件事我心里完全坦然，并且我想，我就是偷了国家一千万，也会同一个银行经理或者一个吃了三十次败仗的将军一样，照样安安稳稳地睡觉。我只是想着我们，想到你和我。我们行事每一步都草率不得，不能像一个十五岁的店铺小伙计那样，从邮局偷了十几个先令邮票钱，一小时就胡花掉，糊里糊涂不知怎么就没了。我们年龄比小伙计大多了，不能再做这类试验了。我们手里只剩下两张牌，不是出这张就是出那张。作这样的抉择是必须深思熟虑的。”
他又继续朝前走，以便使自己平静下来。她觉得他在全神贯注地思考着，同时，听他这样从容镇定、有条不紊地侃侃而谈，对他的钦敬之心又油然而生。她以前从未像此刻这样强烈地感到：他比自己高明，而自己对他又有这样强烈的倾慕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