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老板们单独睡在自己的卧室里，由于神龛上有许多金银圣像，这个卧室就象个小礼拜堂。神龛耸立在前面的屋角，上边还吊着一盏深红色的神灯。所以就象一座竖着的黑糊糊的陵墓一样。我们大家，即我和其他五个真正的旅客，就睡在昨天吃晚饭的那个房间。三个人睡在地板上，垫着鞑靼式的毛毡，其余三个，很可惜，其中包括我，则睡在象石板一样硬梆梆的长沙发上，这些沙发床上安有一块笔直的木板靠背。我一划着火柴，那些身子虽小，但十分恶毒的臭虫就在枕头底下四处乱爬。自然，它们咬了我一夜。在这暖和的、臭气熏天的黑暗中，周围一片鼾声，因此黑夜就显得长夜不旦。而永无休止的槌击声有时拚命敲响，十分放肆，简直就象在你窗下啪啦一声爆裂一样。老板卧室的门扉半开着，那红色的神灯直照我的眼睛，黑黢黢的十字形的灯架，显出暗谈的反光，影影憧憧，象是神话中一只蜘蛛在大蛛网中一样……但我一听见主人醒来，就不管怎样也起来了。睡在地板上的人开始打呵欠；起身穿上靴子。那厨娘在他们脚边跑过去，在毛毡上拖着一只煮开了的茶炊，用力一拖，茶炊撞到桌子上，弄出一股浓厚的煤气，由于茶炊喷出浓厚的蒸气，窗户和镜子立刻都变白了。
一个钟头之后我已到了邮局，终于收到了我的第一笔稿费和那本比世界上其它东西都更为美好的书。这本书很厚，装帧美观，封面蛋黄色。其中印着我的诗，这些诗初看起来仿佛不是我写的，读起来十分迷人，好似出自一个真的诗人之手。拿了稿酬之后，我就遵照父亲的嘱咐，去见一个名叫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巴拉文的粮食收购商，以便把我们打出来的粮食样品拿给他看，并且打听一下价钱，如果可能，就订立预售合同。我从邮局径直去见他，一路上，来往的农夫和市民，都以奇异的眼光看一看这个穿着皮靴的青年，他头戴蓝色便帽，身穿腰间打褶的上衣，脚步愈走愈慢，甚至有时停下来，一头沉埋在他眼前打开的那本书上的某一个地方。
巴拉文对我开始很冷淡，这种无缘无故的不友好态度，在我们俄国商人当中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他堆积粮食的仓库的几个大门直对着马路。一个伙计把我领进这仓库的内部，走到一扇里面挂着红布的玻璃门，他胆怯地敲了一敲。
“进来！”门内有人不高兴地叫了一声。
我走进去，一个说不上多大年纪的人从大写字台后稍微抬起身来接见我。他穿着一套西服，眉清目秀，面庞油光水滑，有点发黄，淡白的头发往后直梳，十分整洁，两撇小胡子黄橙橙的，一双浅绿的眼睛炯炯发亮，目光敏捷。
“什么事？”他迅速而又冷淡地问。
我道了姓名，说明来意，赶忙从上衣口袋里笨拙地掏出两小袋麦样，放到他桌子上的跟前。
“请坐，”他随口一说，坐到桌旁，不抬头看我就把这两小袋麦子打开。解开后，他掏出一把麦种，放到手掌上，用指头搓了一搓，又闻了一闻，然后再用同样的方法检查了另一袋。
“一共多少？”他漫不经心地问。
“您说是多少石吗？”我问。
“我当然不是问多少车皮，”他用讥笑的口吻说。
我突然面红耳赤，但他没让我回答就说：
“不过，这不是主要的。现在价钱很贱，这大概您自己也知道的吧……”
他表明自己的出价之后，建议把粮食哪怕明天就运来。
“我同意这个价钱，”我说，脸上发红，“可以先付一点定金吗？”
他一声不吭地从裤袋里掏出钱包，把一张一百卢布钞票递给我，然后又以熟练的、非常准确的动作把钱包放回去。
“您要收据吗？”我问，涨红了脸，这主要是由于我欣幸自己长大成人并能办事而感到难为情所引起的。
他冷笑了一下，回答说，谢天谢地，阿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阿尔谢尼耶夫是相当有名望的人，接着，他向我表示，这次事务性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