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天祥所施设，皆合众意，由是流移复业，以至邻郡之民来归者相继。分宁盗起，谍者至，吏请捕之，天祥曰：“彼以官吏贪暴故叛，今我一军三县，官无侵渔，民乐其业，使之告其徒党，则谍者反为我用矣。”遂一无所问。
居岁余，诏改本军为路，有代天祥为总管者，变更旧政，天祥去未久而兴国复乱，寿昌府及大江南北诸城，多乘势杀守半岛以应之。时方改行省为宣慰司，参政忽都帖木儿、贾居贞，万户郑鼎为宣慰使。鼎帅兵讨之，至樊口溺死。贼遂声言攻阳罗堡，鄂州大震。忽都帖木儿恇怯不敢出兵，天祥言于居贞曰：“阳罗堡依山为垒，素有严备，彼若来攻，我之利也。且南人轻进易退，官军凭高据险，出精兵击之，必获全胜。”居贞深然之，乃引兵伏于青山，贼至，果为官军所败。复遣天祥权知寿昌府事，授兵二百人。乱民闻官军至，皆依险自保。天祥以众寡不敌，遣人谕以祸福，使各归田里，惟擒其渠魁毛遇顺、周监斩于鄂州市，得金二百两，询知为鄂州贾人物，召而还之。贼党王宗一等十三人，亦就擒，以冬至日放还家，约三日归狱，皆如期而至，白宣慰可尽纵之，由是无复叛者，而姓为立生祠。
二十一年三月，拜监察御史。会史丞卢世荣以掊克聚敛权倾一时，御史中丞崔彧言之，帝怒，欲致之法，世荣势焰益炽。左司郎中周戭因议事有可否，世荣诬以沮法，奏令杖一百，然后斩之，百僚震慑，无敢言者。二十二年四月，天祥上疏极论世荣奸恶曰：
卢世荣以商贩所获之资，趋附权臣，营求入仕，舆赃辇贿，输送权门，所献不充，又别立欠少文券银一千锭，由白身擢江西榷茶转运使。专务贪饕，所季赃私，动以万讲。其隐秘者固难悉举，惟发露者乃可明言，凡掊取于人及所盗官物，略计：钞以锭计者二万五千一百一十九，金以锭计者二十五，银以锭计者一百六十八，茶以引计者一万二千四百五十有八，马以匹计者十五，玉器七事，其余繁杂物件称是。已经追纳及未纳见追者，人所共知。
今不悔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为自安之策，以诛求为干进之门，而又身当要路，手握重权，虽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实行专之。早犹以盗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于当代，亦恐取笑于将来。朝廷信其虚诳之说，俾居相位，名为试验，实授焉权。校其所能，败阙如此。考其所行，毫发无称。此皆既往之真迹。可谓已试之明验。若谓必须再试，只可叙以他官，宰相之权，岂宜轻授。夫宰天下，譬犹制锦。初欲验其能否，先当试以布帛，如无成效，所损或轻。今捐相位以试验贤愚，犹捐美锦以较量工拙，脱致隳坏，悔将何及。
国家之与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国之血气，国民之肤体。未有耗其血气，能使肤体丰腴者。是故民富则国富，民贫则国贫，民安则国安，民困则国困，其理然也。或鲁哀公欲重敛于民。问于有若，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以此推之，民以赋轻而后足，国以民足而后安。《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历考前代，因百姓富足以致乱，百姓困穷以致治，自有天地以来，未之闻也。夫财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间岁有常数，惟其取之有节，故其用之不乏。
今世荣欲以一岁之期，致十年之积，广邀增羡之功，不恤颠连之患。视民如仇，为国敛怨。果欲肆意诛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财之本既已不存，敛财之方复何所赖？将见百姓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虚，安危利害之机，有不可胜言者。
计其任事以来，百有余日。今取其所行与所言，已不相副者，略举数端：始言能令钞法如旧，钞愈虚耗；始言今百物自贱，物愈腾跺；始言课程增添三百万锭，不取于民而办，今却迫胁诸路官司增数包认；始言能令民快乐，今所措置，无非败法扰民者。若不早有更张，须其自败，犹蠹虽除去，木病亦深，始嫌曲突徙薪，终见焦头烂额，事至于此，救将何及？
臣亦知阿附权要则荣宠可期，违忤重臣则祸患难测，缄默自固，亦岂不能！正以事在国家，关系不浅，忧深虑切，不得无言。
奏上，世祖遣使召天祥与世荣俱至上都，面质之。比至，即日缚世荣于宫门外。明日入对，天祥于帝前再举其未及言者，帝称善，世荣遂伏诛。五月，朝廷录天祥从军渡江及平兴国、寿昌之功，擢吏部郎中。
二十三年四月，除治书侍御史。六月，命理算湖北湖南行省钱粮。天祥至鄂州，即上疏劾平章要束木凶暴不法。时桑哥窃国柄，与要束木姻党，诬天下以罪，欲杀之，系狱几四百日。二十五年春正月，遇赦得释。二十八年，擢行台侍御史。未凡，以疾辞归。三十年，授燕南河北道廉访使。
元贞元年，改山东东西道廉访使。山东盗起，诏求弭盗方略。天祥奏，所拟事条，皆切于时用。执政颁行诸路，由是群盗屏息。平阴县女子刘金莲，假妖术惑众，所至官为建神堂，愚民奔走事之。天祥谓同僚曰：“此妇以神圣惑众，声势如此，若复有狡狯之人辅之。仿汉张角、晋孙恩之所为，必成大害。”遂命捕系之杖于市，自此妖妄平息。天祥言山东宣慰司官冗宜罢，因劾宣慰使贪暴骫治诸事，不听。遂任满辞职。
大德三年六月，迁河北河南廉访使，以疾不起。六年，拜江南行台御史中丞。上疏论征西南互事，曰：
兵有不得已而不已者，亦有得已而不已者。惟能得已则已，可使兵力日强，以备不得已而不已之用，是之谓善兵者也。去岁，行省右丞刘深远征八百媳妇，此乃得已而不已之兵也。彼荒裔小邦，远在云南之西南又数千里，人皆顽愚无知。取之不足以为利，不取不足以为害。
深欺上罔下，帅兵伐之，经过八番，纵横自恣，恃其威力，虐害居民，中途变生，所在皆叛。深既不能制乱，反为乱众所制，军中乏粮，人自相食，计穷势蹙，仓皇退走，弃众奔逃，仅以身免。朝廷再发陕西、河南、江西、湖广四省兵，使刘二霸都总督，以图收复叛地，湖北、湖南大起丁夫，运送军粮，至播州交纳，其正夫与担负自己粮食者，通计二十余万，正当农时，兴此大役，驱愁苦之人，往反返数千里中，何事不有。或所负之米尽到，固为幸矣。然官军数万止仰今次运米，自此以后，又当如何？
比问西征败卒及其将校，知西南远夷之地，重山复岭，陡涧深林。军行径路在于其间，窄处仅容一人一骑，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贼若乘险邀击，我军虽众，亦难施为。又毒雾烟瘴之气，皆能伤人。群蛮既知大军将至，若阻要害以老我师，进不得前，旁无所掠，士卒饥馁，疫病死亡，将有不战自困之势，不可不为深虑也！
且自征伐倭国、占城、交趾、瓜哇、缅国以来，近三十年，未尝见有尺地一民内属之益，计其所费钱财，死损军数，不可胜言。
又闻八番罗国，向为征西官军扰害，捐弃生业，相继逃叛，怨深入于骨髓，皆欲得其肉而分食之。人心所恶，天意亦憎，惟须上承天意，下顺人心，早正深之罪，续下明诏，示彼一方，仍谕自今再无远征之役以招之，使官民上下，皆知不与区区小丑争一旦之胜负也。昔大舜退师而苗民格，充国缓战而诸羌安，事载经传，为万世法。
为今之计，宜驻兵近境，使其水路经通，或用盐引茶引，或用宝钞，多增米介和市军粮。但法令严明，官不失信，米船必蔽江而上，军自足食，民亦不扰，内安根本，外固边陲。以我之镇静，御彼之猖狂，布恩以柔之，蓄威以制之，期之以久，服之以渐。此王者之师，万全之利。若谓业已如此，欲罢不能，亦当虚关系之大，审详成败，算定而后用兵。彼溪洞诸蛮，各有种类，必无同必敌我之理。但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疑，俟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动之时，徐命诸军数道俱进。服从者恩之以仁，拒命者威之以武。恩威相济，功乃易成。若仍蹈深之覆辙，恐他日之患，有甚于今日也。
不报，遂谢病去。
七年，召拜集贤大学士，商议中书省事。八月，地震，河东尤甚，诏问弭灾之道，天祥言阴阳不和，天地不位，皆人事失宜所致。执政者以其言切直，抑不以闻。
天祥还都且一岁，未尝得见帝言事，常郁郁不自释。八年正月，移疾归。至通州，中书遣使追之，不肯还。帝闻之，赐钞五千贯，仍命给驿传，官护送至其家。九年五月，拜中书右丞，议枢密院事。提调诸卫屯田，以年老固辞。十一年，仁宗在怀州，遣使赐币帛、上樽酒。至大四年，仁宗即位，复遣使召之，不起。延祐三年四月，卒，年八十七。累赠推忠正义崇德佐理功臣、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追封赵国公，谥文忠。
史臣曰：“陈祜建言三本，皆当世之要务。天祥挟击奸臣尤为侃直。方之轼、辙，庶几媲美。思廉议论可观，出为方面，未著名迹，殆非治事之才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