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中书省言：“昨诏同外，岁终具诸狱囚死之数。而诸路所上，遂以禁系二十而死一者不具，即是岁系二百人，许以十人狱死，恐州县弛意狱事，甚非钦恤之意。诏刑部自今不许辄分禁系之数。绍圣二年，户部如三司故事，置推勘检法官，应在京诸司事干钱谷当追究者，从杖已下即定断。
三年，复置大理寺右治狱，官属视元丰员，仍增置司直一员。大理卿路昌衡请：“分大理寺丞为左、右推，若有翻异，自左移右。再变，即命官审问，或御史台推究。不许开封府互勘及地分探报，庶革互送挟仇之弊。徒已上罪移御史台。命官追摄者，悉依条。若探报涉虚、用情托者，并收坐以闻。”
初，法寺断狱，大辟失入有罚，失出不坐。至是，以失出死罪五人比失入一人，失出徒、流罪三名，亦如之。著为令。元符三年，刑部言：“祖宗重失入之罪，所以恤刑。夫失出，臣下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请罢失出之责，使有事谳议之间，务尽忠恕。”诏可。政和三年，臣僚言：“远方官吏，文法既疏，刑罚失中，不能无冤。愿委耳目之官，季一分录所部囚禁，遇有冤抑，先释而后以闻。岁终较所释多寡，为之殿最。其徼功故出有罪者，论如法。”诏令刑部立法：诸入人徒、流之罪已结案，而录问官吏能驳正，或因事而能推正者，累及七人，比大辟一名推赏。
绍兴六年，令诸鞫勘有情款异同而病死者，提刑司研究之，如冤，申朝廷取旨。十二年，令诸推究翻异狱，毋差初官、荫子及新进士，择曾经历任人。二十七年，令监察御史每冬夏点狱，有鞫勘失实者，照刑部郎官，直行移送。二十九年，令杀人无证、尸不经验之狱，具案奏裁，委提刑审问。如有可疑及翻异，从本司差官重勘，案成上本路，移他监司审定，具案闻奏。否则监司再遣官勘之，又不伏，复奏取旨。先是，有司建议：“外路狱三经翻异，在千里内者移大理寺。”三十一年，刑部以为非祖宗法，遂厘正之。乾道中，诸州翻异之囚，既经本州，次檄邻路，或再翻异，乃移隔路，至有越两路者。官吏旁午于道，逮系者困于追对。四年，乃令：“鞫勘本路累尝差官犹称冤者，惟檄邻路，如尚翻异，则奏裁。”淳熙三年，令县尉权县事，毋自鞫狱，即令丞、簿参之。全阙，则于州官或邻县选官权摄之。
金作赎刑，盖以鞭扑之罪，情法有可议者，则宽之也。穆王赎及五刑，非法矣。宋损益旧制，凡用官荫得减赎，所以尊爵禄、养廉耻也。乾德四年，大理正高继申上言：“《刑统名例律》：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亲属犯罪，各有等第减赎。恐年代已深，不肖自恃先荫，不畏刑章。今犯罪身无官，须祖、父曾任本朝官，据品秩得减赎。如仕于前代，须有功惠及民、为时所推、历官三品以上，乃得请。”从之。后又定：“流内品官任流外职，准律文，徒罪以上依当赎法。诸司授勒留官及归司人犯徒流等罪，公罪许赎，私罪以决罚论。”淳化四年，诏诸州民犯罪，或入金赎，长吏得以任情而轻重之，自今不得以赎论。妇人犯杖以下，非故为，量轻重笞罚或赎铜释之。
仁宗深悯夫民之无知也，欲立赎法以待薄刑，乃诏有司曰：“先王用法简约，使人知禁而易从。后代设茶、酒、监税之禁，夺民厚利，刑用滋章。今之《编敕》，皆出律外，又数改更，官吏且不能晓，百姓安得闻之？一陷于理，情虽可哀，法不得赎。岂礼乐之化未行，而专用刑罚之弊与？汉文帝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几于刑措。其议科条非著于律者，或冒利犯禁，奢侈违令，或过误可悯，别为赎法。乡民以谷麦，市人以钱帛，使民重谷麦，免刑罚，则农桑自劝，富寿可期矣。”诏下，论者以为富人得赎而贫者不能免，非朝廷用法之意。时命辅臣分总职事，以参知政事范仲淹领刑法，未及有所建明而仲淹罢，事遂寝。至和初，又诏：“前代帝王后，尝仕本朝，官不及七品者，祖父母、父母、妻子罪流以下，听赎。虽不仕而尝被赐予者，有罪，非巨蠹，亦如之。”随州司理参军李父抃殴人死，抃上所授官以赎父罪，帝哀而许之。君子谓之失刑，然自是未尝为此。而终宋之世，赎法惟及轻刑而已。
恩宥之制，凡大赦及天下，释杂犯死罪以下，甚则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凡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别京，或畿内。凡德音，则死及流罪降等，余罪释之，间亦释流罪。所被广狭无常。又，天子岁自录京师系囚，畿内则遣使，往往杂犯死罪以下第降等，杖、笞释之，或徒罪亦得释。若并及诸路，则命监司录焉。
初，太宗尝因郊礼议赦，有秦再恩者，上书愿勿赦，引诸葛亮佐刘备数十年不赦事。帝颇疑之。时赵普对曰：“凡郊祀肆眚，圣朝彝典，其仁如天，若刘备区区一方，臣所不取。”上善之，遂定赦。
初，太祖将祀南郊，诏：“两京、诸道，自十月后犯强窃盗，不得预郊祀之赦。所在长吏告谕，民无冒法。”是后将祀，必先申明此诏。天圣五年，马亮言：“朝廷虽有是诏，而法官断狱乃言终是会赦，多所宽贷，惠奸失诏旨。”遂诏：“已下约束而犯劫盗，及官典受赃，勿复奏，悉论如律。”七年春，京师雨，弥月不止。仁宗谓辅臣曰：“岂政事未当天心耶？”因言：“向者大辟覆奏，州县至于三，京师至于五，盖重人命如此。其戒有司，决狱议罪，毋或枉滥。”又曰：“赦不欲数，然舍是无以召和气。”遂命赦天下。
帝在位久，明于人之情伪，尤恶讦人阴事，故一时士大夫习为惇厚。久之，小人乘间密上书，疏人过失，好事稍相与唱和，又按人赦前事。翰林学士张方平、御史吕诲以为言，因下诏曰：“盖闻治古，君臣同心，上下协穆，而无激讦之俗，何其德之盛也！朕窃慕焉。嘉与公卿大夫同底斯道，而教化未至，浇薄日滋。比者中外群臣，多上章言人过失，暴扬难验之罪，或外托公言，内缘私忿，诋欺暖昧，苟陷善良。又赦令者，所以与天下更始，而有司多举按赦前之事，殆非信命令，重刑罚，使人洒心自新之意也。今有上言告人罪，言赦前事者，讯之。至于言官，宜务大体，非事关朝政，自余小过细故，勿须察举。”
神宗即位，又诏曰：“夫赦令，国之大恩，所以荡涤瑕秽，纳于自新之地，是以圣王重焉。中外臣僚多以赦前事捃摭吏民，兴起狱讼，苟有诖误，咸不自安，甚非持心近厚之义，使吾号令不信于天下。其内外言事、按察官，毋得依前举劾，具按取旨，否则科违制之罪。御史台觉察弹奏，法寺有此奏按，许举驳以闻。”知谏院司马光言曰：“按察之官，以赦前事兴起狱讼，禁之诚为大善。至于言事之官，事体稍异。何则？御史之职，本以绳按百僚，纠摘隐伏。奸邪之状，固非一日所为。国家素尚宽仁，数下赦令，或一岁之间至于再三，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则其可言者无几矣。万一有奸邪之臣，朝廷不知，误加进用，御史欲言则违今日之诏，若其不言，则陛下何从知之？臣恐因此言者得以藉口偷安，奸邪得以放心不惧。此乃人臣之至幸，非国家之长利也。请追改前诏，刊去‘言事’两字。”光论至再，帝谕以“言者好以赦前事诬人”，光对曰：“若言之得实，诚所欲闻，若其不实，当罪言者。”帝命光送诏于中书。
熙宁七年三月，帝以旱，欲降赦。时已两赦，王安石曰：“汤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事不节与？‘若一岁三赦，是政不节矣，非所以弭灾也。“乃止。八年，编定《废免人叙格》，常赦则郡县以格叙用，凡三期一叙，即期未满而遇非次赦者，亦如之。
元祐元年，门下省言：“当官以职事堕旷，虽去官不免，犹可言。至于赦降大恩，与物更始，虽劫盗杀人亦蒙宽宥，岂可以一事差失，负罪终身？今刑部所修不以去官、赦降原减条，请更删改。”
徽宗在位二十五年，而大赦二十六，曲赦十四，德音三十七。而南渡之后，绍熙岁至四赦，盖刑政紊而恩益滥矣。
宋自祖宗以来，三岁遇郊则赦，此常制也。世谓三岁一赦，于古无有。景祐中，言者以为：“三王岁祀圜丘，未尝辄赦。自唐兴兵以后，事天之礼不常行，因有大赦，以荡乱狱。且有罪者宽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无怨。不能自新，将复为恶，不能无怨，将悔为善。一赦而使民悔善长恶，政教之大患也。愿罢三岁一赦，使良民怀惠，凶人知禁。或谓未可尽废，即请命有司，前郊三日理罪人，有过误者引而赦之。州县须诏到仿此。”疏奏，朝廷重其事，第诏：“罪人情重者，毋得以一赦免。”然亦未尝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