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宁四年九月，枢密院言：“熙河都总管司旧无兵籍，乞令诸将各置籍，日具有无开收，旬具元额、见管及逃亡事故细目，申总管司，本司揭贴都簿，委机宜一员逐时抽摘点检。”从之。
十月，尚书省言：“今所在逃军聚集，至以千数，小则惊动乡邑，大则公为劫盗。累降指挥，许以首身，或令投换，终未革绝。昔神宗以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故分兵领将。统兵官司，凡兵之事无所不统，则其逃亡走死，岂得不任其责？检会将敕与见行敕令，皆未有将官与人员任责之法，致令来兵将不加存恤，劳役其身，至于逃避，而任职之人悉不加罪。近日熙河一路逃者几四万，将副坐视而不禁，人员将校故纵而不问，至逃亡军人所在皆有。盖自来立法未详，兼军中长行节级人员，将校，什长相统，同营相依，上下相制，岂得致其逃亡漫不省察？况招军既立赏格，则逃走安可无禁？今参详修立赏罚十数条。”并从之。
五年，枢密院备童贯所言：“陕西等处差官招谕逃亡军人，并许所在首身，更不会问，便支口券令归本营。边上军人惮于戍守之劳，往往逃窜于内郡首身，遂得口券归营，恐相习成风，有害军政。乞自今应军人首身，并须会问逃亡赦限，依今来招谕指挥：若系赦后逃亡，即乞依条施行。”从之。
大观三年，枢密院备臣僚言云：“自陕西路提点刑狱吴安宪始陈招诱逃亡厢禁军之法，乃著许令投换改刺之令。自此诸弊浸生，军律不肃。朝廷洞见其弊，已严立法，然尚有冒名一节，其弊未除。请如主兵官旧曾占使书札、作匠、杂技、手业之徒，或与统辖军员素有嫌忌、意欲舍此而就彼，或所部逃亡数多，欲避谴责，辄将逃军承逃亡之名便与请给。既避谴责，又冒请受，上下相蒙，莫之能革，致使军士多怀擅去之心者，良以易得擅住之地也。若加重赏，申以严刑，庶革斯弊，有裨成法。”从之。
四年，枢密院言：“诸路及京畿逃亡军数居多，虽赦敕立限许首，终怀畏避。若诸路专委知州、通判或职官一员，京畿委知县，若招诱累及三百人以上，与减一年磨勘，五百人以上一年半，千人以上取旨推恩，于理为便。”
政和二年，臣僚言：“祖宗军政大备，无可议者。比多逃亡者，缘所在推行未至，及主兵司官遵奉未严故也。其弊有六：一曰上下率敛，二曰举放营债，三曰聚集赌博，四曰差使不均，五曰防送过远，六曰单身无火聚。似此虽具有条禁，而犯者极多。欲乞下有司推究，除兵将官岁终立定赏罚条格外，诏诸路提刑司，每岁终将本路州军不系将禁军见管及逃亡人数，参互比较，具最多最少处各一州知、通职位姓名，申枢密院。”从之。
三年十一月，开封少尹陈彦修言：“诸厢收到寒冻赤露共五千七百余人，其间逃军数多，合行措置。今欲依押送逃军格，每二十人各差使臣一员付与系押送人，各踏逐稳便官屋安泊，依居养法关请钱米存养，候晴和，管押前去。所有沿路支破口券，并依本府押送逃军法，请于合破口券等外，更量支盘缠。”诏：“每人支盘缠钱三百，衲袄一领，候二月晴暖即行发遣。”
四年，尚书省着令：“诸禁军差发出戍未到军前，或已到而代去半年以上，逃亡首获，虽会恩，配如捕获法；上军首身或捕获，会恩，配依七日内法；下军本名应配者，配千里。若本管辄停留，与同罪，虽该赦仍依配法。”从之。
五年，立钱监兵匠逃走刺手背法。
宣和二年，手诏：“逃卒颇多，仰宣抚司措置以闻。”童贯言：“凡逃卒，冬祀大赦已有百日首身免罪之文，缘内有元犯虽首身，于常法尚合移降移配者，即未敢赴官自陈。欲乞在京并京畿、京西、陕西、河东路逃军，自今指挥到日，通未满赦限共一百日，许令首身免罪，依旧军分职次收管。仍免本司本营问儅，及放免官逋。如本犯经冬祀赦后，犹有移降移配，特与原免。若限满不首，则依常法科罪。凡逃军系在京住营，依限于在京首身者，令所隶军司当日押赴本营。若见出戍者，即破口券转押赴本路驻泊州军，并依前项指挥免罪，依旧收管。凡逃军在外，依限首身者，并于所在日破米二升，其县、镇、砦并限当日解本州军，每二十人作一番，差职员管押，仍沿路给破口食，交付前路州军，转送住营去处。如见出戍，即转驻泊州军收管。凡首身军人，并不许投换他军。凡所在当职官，如能于限内用心招收逃军，措置转送住营或出戍处收管，候满，在外委提刑司，在京委开封府取索到营、出戍处公文，验人数，最优者申宣抚司取旨推恩。”并从之。
三年，诏：“江、浙军前等处应逃窜军兵，并特放罪，许于本将见出军路分州县首身，依旧给请，随处权行收管。若走往他处，或于住营去处首获，即令所在官司逐旋发遣赴本将应副使唤。仍委逐路安抚、钤辖、提刑司觉察，如所在辄敢隐芘，或逐司不行觉察，并论违制。”
四年，臣僚言：“中外士卒无故逃亡，所在有之。祖宗治军纪律甚严，若在戍者还家，当役者避事，必有辕门之戮。今既宥其罪，且许投换，不制于什伍之长；既立赦限，又特展日，以宽其自首之期。臣恐逃亡得计，其弊益滋。乞除恩赦外不轻与限，使知限之不可为常，庶有畏惧。”从之。
五年，臣僚言：“今诸军逃亡者不以实闻。诸处冒名请给，至于拣阅差役，则巧为占破，甚不获已，则雇募逋逃以充名数，旋即遁去，无复实用。平居难于供亿，缓急无以应用。而奸人攘臂其间，坐费财赋。虽开收勘敛，法制滋详，而共利之人，一体傅会。望赐处分，先令当职官核见实数，保明申达转运司，期日委诸郡守贰点阅，仍关掌兵官司照会行下；不可勾押至州者，差官就阅，期以同日究见的实。稍涉欺罔，根治不赦。监司使者分郡覆实，具数申达于朝，以待差官分按，必行罪赏，使官无虚费，而军有实用，则纪律可明，国用可省。”诏送枢密院条画措置。
七年二月，尚书省言：“开封府状：“乞应在京犯盗配降出外之人，复走入京投换者，许人告捕，科以逃亡捕获之罪，酌情增配。其官司及本营典首人员、曹级容庇收留，各杖一百；因致为盗者，依差使配军入京作过法，与犯人同罪。罪止徒二年，不以去官赦原减。及在京犯罪编管出外逃亡入京之人，虽有断罪增加地里条法，缘止是募告赏格太轻，是致往往复走入京。欲乞元犯杖罪赏钱十贯，徒罪二十贯，流罪三十贯，并以犯事人家财充。‘“从之。
十二月，诏：“应诸路逃窜军人或已该赦恩出首避免，却归出戍去处再行逃窜之人，令于所在去处首身，并特与免罪，于一般军分安排，支破请给，发赴军前使唤。”
靖康元年三月，诏：“随从行宫禁卫军兵等有逃亡者，并依法施行。”五月，臣僚言：“泗州顷遣勤王之师，管押者不善统制，类多遁归，既而畏法不敢出，本州遂开阁请受。在外无以给养，窃虑因聚为盗，恐他州亦多如此。乞敕应勤王兵有遁归已经赦宥者，并令首身。”从之。
六月，诏：“应河东溃散诸路将佐，并仰逐路帅守发遣赴河东、河北制置司，以功赎过。”河北路制置司都统制王渊言：“被旨差充招集种师道等下溃散人马，应援太原，限满不首，即寄禁家属，许人收捕赴军前，重行处置。”从之。仍自指挥到日，限以十日。河北路制使刘韐奏：“近制置使种师中领军到于榆次，失利溃散，师中不知存在。奉旨，师中下应统制、将佐、使臣等，并与放罪。臣按：用兵失主将，统制、将佐并合行军法。军法行，则人以主将为重，缓急必须护救。若不行军法，缓急之际争先逃遁，视主将如路人，略不顾恤。近年以来，高永年陷殁，一行将佐及中军将、提辖等未尝罪以军法，继而刘法陷殁，今种师中又死王事。若两军相遇，势力不加，血战而败，或失主将，亦无可言。榆次之战，顷刻而溃，统制、将佐、使臣走者十已八九，军士中伤十无一二，独师中不出。若谓师中抚御少恩，纪律不严，而其受命即行，奋不顾身，初闻右军战却，即遣应援，比时诸将已无在者。至贼兵犯营，师中犹未肯上马。使师中有偷生之心，闻败即行，亦必得出。一时将佐若能戮力相救，或可破敌。今一军才却，诸将不有主帅，相继而遁。其初犹有惧色，既闻放罪，遂皆释然。朝廷以太原之围未解，未欲穷治。今师旅方兴，深恐无所惩艾，遇敌必不用命。欲乞指挥，应种师中下统制、将佐并依圣旨处分，仍令军前自效。如能用命立功。与免前罪；今后非立战功，虽该恩赦不得叙复。仍乞优诏褒赠师中，以为忠义之劝。”诏：“种师中下统制、将佐并降五官，仍开具职位、姓名申尚书省，余依刘韐所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