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末，河决内黄口，东流遂断绝。八月甲戌，诏：“大河水势十分北流，其以河事付转运司，责州县共力救护堤岸。”辛丑，左司谏王祖道请正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之罪，投之远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诏可。
三年正月己卯，徽宗即位。郑佑、吴安持辈皆用登极大赦，次第牵复。中书舍人张商英缴奏：“佑等昨主回河，皆违神宗北流之意。”不听。商英又尝论水官非其人，治河当行其所无事，一用堤障，犹塞儿口止其啼也。三月，乃以商英为龙图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兼专功提举河事。商英复陈五事：一曰行古沙河口；二曰复平恩四埽；三曰引大河自古漳河、浮河入海；四曰筑御河西堤，而开东堤之积；五曰开木门口，泄徒骇河东流。大要欲随地势疏浚入海。会四月，河决苏村。七月，诏：“商英毋治河，止厘本职，其因河事差辟官吏并罢。”复置北外都水丞司。
建中靖国元年春，尚书省言：“自去夏苏村涨水，后来全河漫流，今已淤高三四尺，宜立西堤。”诏都水使者鲁君贶同北外丞司经度之。于是左正言任伯雨奏：河为中国患，二千岁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众人偏见，欲屈大河之势以从人者，莫甚于近世。臣不敢远引，只如元祐末年，小吴决溢，议者乃谲谋异计，欲立奇功，以邀厚赏。不顾地势，不念民力，不惜国用，力建东流之议。当洪流中，立马头，设锯齿，梢刍材木，耗费百倍。力遏水势，使之东注，陵虚驾空，非特行地上而已。增堤益防，惴惴恐决，澄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决溃，又复北流。此非堤防之不固，亦理势之必至也。
昔禹之治水，不独行其所无事，亦未尝不因其变以导之。盖河流混浊，泥沙相半，流行既久，迄逦淤淀，则久而必决者，势不能变也。或北而东，或东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
为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宽立堤防，约栏水势，使不至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淀塘泊，亦祗宜因塘泊之岸，增设堤防，乃为长策。风闻近日又有议者献东流之计，不独比年灾伤，居民流散，公私匮竭，百无一有，事势窘急，固不可为；抑亦自高注下，湍流奔猛，溃决未久，势不可改。设若兴工，公私徒耗，殆非利民之举，实自困之道也。
崇宁三年十月，臣僚言：“昨奉诏措置大河，即由西路历沿边州军，回至武强县，循河堤至深州，又北下衡水县，乃达于冀。又北渡河过远来镇，及分遣属僚相视恩州之北河流次第。大抵水性无有不下，引之就高，决不可得。况西山积水，势必欲下，各因其势而顺导之，则无壅遏之患。”诏开修直河，以杀水势。
四年二月，工部言：“乞修苏村等处运粮河堤为正堤，以支涨水，较修弃堤直堤，可减工四十四万、料七十一万有奇。”从之。闰二月，尚书省言：“大河北流，合西山诸水，在深州武强、瀛州乐寿埽，俯瞰雄、霸、莫州及沿边塘泺，万一决溢，为害甚大。”诏增二埽堤及储蓄，以备涨水。是岁，大河安流。
五年二月，诏滑州系浮桥于北岸，仍筑城垒，置官兵守护之。八月，葺阳武副堤。
大观元年二月，诏于阳武上埽第五铺开修直河至第十五铺，以分减水势。有司言：“河身当长三千四百四十步，面阔八十尺，底阔五丈，深七尺，计役十万七千余工，用人夫三千五百八十二，凡一月毕。”从之。十二月，工部员外郎赵霆言：“南北两丞司合开直河者，凡为里八十有七，用缗钱八九万。”异时成功，可免河防之忧，而省久远之费。“诏从之。
二年五月，霆上免夫之议，大略谓：“黄河调发人夫修筑埽岸，每岁春首，骚动数路，常至败家破产。今春滑州鱼池埽合起夫役，尝令送免夫之直，用以买土，增贴埽岸，比之调夫，反有赢余。乞诏有司，应堤埽合调春夫，并依此例，立为永法。”诏曰：“河防夫工，岁役十万，滨河之民，困于调发。可上户出钱免夫，下户出力充役，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