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为东阳太守，迁安陆王子绥后军长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征还，未拜，留为左民尚书。顷之，转掌吏部。时上方盛淫宴，虐侮群臣，自江夏王义恭以下，咸加秽辱，唯兴宗以方直见惮，不被侵媟。尚书仆射颜师伯谓议曹郎王耽之曰：“蔡尚书常免昵戏，去人实远。”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严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尝相召，每至官赌，常在胜朋。蔡尚书今日可谓能负荷矣。”
大明末，前废帝即位，兴宗告太宰江夏王义恭，应须策文。义恭曰：“建立储副，本为今日，复安用此。”兴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营阳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尚书，可检视也。”不从。兴宗时亲奉玺绶，嗣主容色自若，了无哀貌。兴宗出谓亲故曰：“鲁昭在戚而有嘉容，终之以衅结大臣，昭子请死。国家之祸，其在此乎。”时义恭录尚书事，受遗辅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归近习。越骑校尉戴法兴、中书舍人巢尚之专制朝权，威行近远。兴宗职管九流，铨衡所寄，每至上朝，辄与令录以下，陈欲登贤进士之意，又箴规得失，博论朝政。义恭素性恇桡，阿顺法兴，常虑失旨，闻兴宗言，辄战惧无计。先是大明世，奢侈无度，多所造立，赋调烦严，徽役过苦。至是发诏，悉皆削除，由此紫极殿南北驰道之属，皆被毁坏。自孝建以来至大明末，凡诸制度，无或存者。兴宗于都坐慨然谓颜师伯曰：“先帝虽非盛德主，要以道始终。三年无改，古典所贵。今殡宫始彻，山陵未远，而凡诸制度兴造，不论是非，一皆刊削。虽复禅代，亦不至尔。天下有识，当以此窥人。”师伯不能用。
兴宗每陈选事，法兴、尚之等辄点定回换，仅有在者。兴宗于朝堂谓义恭及师伯曰：“主上谅暗，不亲万机，而选举密事，多被删改，复非公笔，亦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谢庄等迁授失序，兴宗又欲为美选。时薛安都为散骑常侍、征虏将军、太子左率，殷常为中庶子。兴宗先选安都为左卫将军，常侍如故；殷常为黄门，领校。太宰嫌安都为多，欲单为左卫，兴宗曰：“率卫相去，唯阿之间。且已失征虏，非乃超越，复夺常侍，顿为降贬。若谓安都晚达微人，本宜裁抑，令名器不轻，宜有贯序。谨依选体，非私安都。”义恭曰：“若宫官宜加超授者，殷常便应侍中，那得为黄门而已。”兴宗又曰：“中庶、侍中，相去实远。且安都作率十年，殷恆中庶百日，今又领校，不为少也。”使选令史颜祎之、薛庆先等往复论执，义恭然后署案。
既中旨以安都为右卫，加给事中，由是大忤义恭及法兴等，出兴宗吴郡太守。固辞郡，执政愈怒，又转为新安王子鸾抚军司马、辅国将军、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又不拜，苦求益州。义恭于是大怒，上表曰：“臣闻慎节言语，《大易》有规，铨序九流，无取裁囗。若乃结党连群，讥诉互起，街谈巷议，罔顾听闻，乃撤实宪制所宜禁经之巨蠹。侍中秘书监臣彧自表父疾，必求侍养，圣旨矜体，特顺所陈，改授臣府元僚，兼带军郡。虽臣驽劣，府任非轻，准之前人，不为屈后。京郡本以为禄，不计户之少多，遇缺便用，无关高下。抚军长史庄滞府累朝，每陈危苦，内职外守，称未堪依。唯王球昔比，赐以优养，恩慈之厚，不近于薄。前新除吴郡太守兴宗，前居选曹，多不平允，鸿渥含宥，恕其不闲，改任大都，宠均阿辅，仍苦请益州，雅违成命。伏寻扬州刺史子尚、吴兴太守休若，并国之茂戚，鲁、卫攸在，犹牧守东山，竭诚抚莅，而辞择适情，起自庶族，逮佐北籓，尤无欣荷。御史中丞永，昔岁余愆，从恩今授，光禄勋臣淹，虽曰代臣，累经降黜，后效未申，以何取进。司徒左长史孔觊，前除右卫，寻徙今职，回换之宜，不为乃少。窃外谈谓彧等咸为失分，又闻兴宗躬自怨怼，与尚书右仆射师伯疏，辞旨甚苦。臣虽不见，所闻不虚。臣以凡才，不应机务，谬自幸会，受任三朝，进无古人